深秋的西风卷起市委大院里遍地金黄的银杏叶，四下飞舞。司机王富民蛮有兴致地摸出手机拍照，嘴里还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立在车头前的李志斌漠然地看着老王笨拙地在停车场移动脚步，目光不时转向安置了市委主要机关的那栋十一层办公大楼。
市委大院位处市中心，占地大约有200亩。原先的灰色围墙早已被拆除，代之以更具现代风格的铁艺围栏，看上去好像拆除了与市民间的隔阂，实际上没有人可以随便进入市委大院。肃立的武警似乎练就了火眼金睛，你别看进入市委大院的人络绎不绝，但如果平头百姓想混进去，立马就被武警喝住了，必须到值班室去办手续，必须说明要见哪个部门的哪个领导，然后拨通电话得到对方的确认，否则只能打道回府。如果是最常见的信访，对不起，旁边就是装潢精美的信访接待室，你到那里去诉说冤屈吧。李志斌发现，上访的人几乎每天都有，但到市府的明显比到市委的多。这并不能说明市府的权力比市委大，只能说明市府管辖的事务更涉及百姓们的生活。李志斌并不需要去值班室办哪些琐碎的手续，他总是跟着陶唐乘车出入，只办过一次手续，并不能真正体会老百姓的困难。
过去，平泉市委和市府是在一个大院里办公的。据说********和市长还在同一层楼。但后来在郊区新建了一栋大楼，市政府就搬走了。那时李志斌刚上大学，所以故事都是听来的。本来那栋新楼是给市委的，不知为什么最后却被市政府给占了，于是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从市府来市委或者从市委到市府，乘车最少需要二十分钟，那还是在交通顺畅的情况下。
国庆后，李志斌频繁跟着陶唐出入这两座象征着权力的大楼，他承认。市委这栋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办公楼比起市府大楼严重老化了。李志斌一直想不通当时的********、现在的王副省长为何让出了新楼。之前，他是搞不懂市委和市府的关系的，现在他基本搞清了，也认识了陆书记和上官市长。
现在，李志斌奉命等候在市委大楼的外面，如果接到电话，他将抱上那堆资料送到老板指定的地方。但时间已过去了快两小时了，老板的电话仍未打过来。
称呼是个大事。作为秘书。李志斌也研究过对领导的称呼问题，特别是对陶唐的称呼。如果按照习惯，称呼其为陶总是最平常不过的，他也是这样称呼的，陶总长陶总短的叫了半年多了，但最近一件事让他意识到，陶唐对于称呼并非不在意。
那天他根据陶唐的安排把一个红星的老“债主”领进了陶唐的办公室，那个私企老板在北阳经营着一家钢材卖场，在宋悦执政时，红星赊欠了人家两千多万的钢材。现在钢材生意不好做了。更因为陶唐上任后改变了原来的采购办法，更多地用公开竞标的方式确定合作伙伴，这位仁兄被红星抛弃了，红星厂不再采购他的货了，所以便索要起债务来。跟财务部谈不拢，找到韩志勇，又谈不拢，便找陶唐。当然被李志斌挡了驾——没有预约的客人陶唐是不见的，而且自他刚上任处理了一起煤款后，这类业务他只听财务部或韩志勇的汇报。他是不亲自处理的。但那位仁兄在下班后截住了陶唐，非要有个承诺。陶唐大概答应他次日在办公室约见，次日一上班就对李志斌交代，上班后请韩总来。待会儿有个北阳来的姓沈的先生要见我，你让他进来吧。果然，韩志勇进了陶唐办公室后，那位秃顶的沈老板就过来了，核实了身份后，李志斌把其领进了陶唐办公室。他并不知道陶唐和韩志勇都见过此人了。习惯地介绍：这是我们陶总，这位是韩总。说完后他发现陶唐脸上带着不豫之色，似乎对他的介绍不满意。李志斌是个很心细的人，出去就琢磨哪里出了问题，想来想去就发现对领导的称呼有些不合适，陶总、韩总，听起来好像是平级似的。
他意识到陶总这个称呼对于陶唐的职务是有些“不公平”，因为陶唐的职务是红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他的本职是董事长，总经理不过是兼职。而且，习惯上对副总经理，甚至对副总师都称呼某某总，比如李总，马总，邱总，在外人听起来和陶唐没什么明显的区别了。但红星的传统里从来没有人称呼某董的，这个称呼听起来总觉得怪怪的。所以他尝试着在单独面对陶唐的时候叫老板，因为很多中干背着陶唐都是这么称呼的：小李，老板在不在？小李，老板现在有没有空？小李，明天老板不出差吧？
那天他这么称呼了，陶唐一愣，随即做出反应，“不要这么称呼了，还是叫陶总吧。”李志斌很想说过去就是这么称呼宋悦的，“总”可以有很多，但老板只能有一个。但拿宋悦说事儿不免晦气，就没敢提出来。但从那以后，李志斌对领导的称呼就改变了，陶总还是陶总，赵书记还是赵书记，但李总变成了李副总，马总变成了马副总，常书记变成了常副书记。想不到的是，他这一改变极具示范效应，朱宁和贾建新立即采纳，朱宁还在办公室周末理会上专门讲了规范公文中领导称呼及日常称呼的问题。
李志斌受人推荐，认真阅读了据说很畅销的《某号首长》一书，受其启发，并未弃用“老板”之称，不过只限于他和陶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使用，说来也怪，陶唐再未拒绝。
等候的时候是李志斌放飞思绪的机会。他可以从容地分拆组合当前的事件和问题。这是一个有趣的游戏，当李志斌把自己带入陶唐的位子后，很多他原来感觉到不可理解的决定就有了明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