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因的话说的很明白，就是什么至于深入漠北、封狼居胥的战争，在后人观感上说，这种深入草原核心地带，随后封狼居胥、犁庭扫穴的全面战争，堪称酣畅淋漓。但成本也高得离谱，即便受降看似兵不血刃，给其的赏赐也会让国库为之一空。

所以这种不计代价的对攻战术虽然看着爽，实际运作中的人力物力消耗过于离谱，其成本更是高得超乎想象。且从实际结果看，可谓效果有限代价沉重，并可能会因此引发经济危机，导致国家内部矛盾加深，从而引发内乱。

作为现代人的赵昺当然更清楚任何时候，全面战争都是最烧钱的政治行动，即便是现代军力和财力顶尖的超级大国也承受不起。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战争已经不是解决国家之间矛盾的主要手段，分化瓦解、缔结联盟，采用经济手段进行制裁，外交斡旋成为了主流。

在历史上其实历朝历代也不乏有成功的先例。由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组织程度往往较低，这就给分化瓦解的战略留下了充足的运作空间。西汉末期和东汉前期对匈奴，隋唐对强盛期突厥，康熙时代对蒙古高原，都采用了分化瓦解的策略。

可以说，比起花钱买和平的受制于人、全面战争的惊人成本，这种分化瓦解策略效果最佳，中原王朝和草原世界博弈最成功的案例都来自于此。当然也有翻车的，譬如北宋末年对金人的奇葩外交，本质上就属于失败的分化瓦解策略。那么，这种战略成败的关键在哪？

赵昺很明白打铁还得自身硬，分化瓦解敌手虽然离不开高水平的实际运作，但成功的实行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策略的实施方本身实力足够强大。

首先，中原王朝自身的实力必须足够强大。匈奴分裂前的国力同汉朝相差甚远，隋唐作为中原大分裂结束后的统一王朝，实力并不比极盛期的突厥差。至于康熙时代的清朝，早在皇太极时代就实际控制了漠南蒙古。正是这些王朝本身的强大，给了他们纵横捭阖、施展外交手腕的底气和空间。

让赵昺郁闷的是自己的列祖列宗只能作为反面典型留世。外交操作奇烂无比，但归根到底，真正烂的是北宋军队，而不是外交手腕。北宋常年压着西夏打的精锐西军，连已经丧失大半领土、犹如丧家之犬的辽军都打不过，自然更不是金军精锐的对手。军事烂成这样再去操弄外交手腕，也难怪沦为笑柄。

其次，对方的集权和组织程度必须较低。汉朝对匈奴、隋唐对突厥施展分化瓦解策略之所以极为有效，是因为西汉末年匈奴已经分裂。隋朝时突厥扩张过快导致名义上的可汗下面山头众多，而唐初分裂后的突厥更在天灾和内战的双重打击下局势一片混乱。

即便是康熙时代，蒙古高原的政治组织退化，属于漠西蒙古的准噶尔入侵属于漠北蒙古的喀尔喀，清朝作为漠南蒙古的共主接受了喀尔喀人的求助，趁这个机会将漠北蒙古也纳入了清朝版图，随后又逐渐吞并了准噶尔控制下的漠西蒙古。

相比之下，作为典型失败案例的北宋末年，北宋相继拉拢了郭药师、张觉等降人，但既不能真正和他们有效合作，又不能对投降过来的人有所担当。而此时金帝国的完颜家族在创业初期精诚团结，根本没有可以外交运作的空间。

不过仅仅一代人之后，金帝国就陷入连续内讧之中，金熙宗时代在全世界历史上血腥和激烈程度都能排上号的多次内乱，还是海陵王完颜亮被弑杀后金帝国陷入的短暂混乱。按说机会难得，让大宋有了操作空间，但由于其入主中原后政权组织度很高，宋朝根本无法从中获得什么实质性利益。

最后，军政天才高超的外交手腕可以事半功倍的达成目标，这里最有名的是裴矩，他周旋在突厥汗国各位大小汗王之间，有效扩大了他们之间已经存在的矛盾，最终让突厥汗国永久分化为东西两部分，并且其中的每个部分也是诸可汗林立。通过裴矩的天才运作，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突厥对中原的威胁基本被消除了。

但是天才的发挥同样受到国力限制。北宋末年，同样有着让金帝国折服、在金国第一代开国贵族中混得风生水起的北宋外交家马扩，他第一次出使金国时就用惊人的箭术征服了在场的金国贵族，其纵横捭阖的外交天赋一点不比裴矩差，但由于宋军战斗力太差，他的外交天赋完全丧失了意义，最后被迫亲自下场，在河北地区上山打游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