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巡抚朱家保在“收复”省垣安庆后便一直坐镇于此，指挥部队围攻熊成基占据的庐州，此时也宣布单方面停火，虽未撤围，但也没有继续进攻，并劝说毅军统领姜桂题一同停火，两人联名拍发通电，宣布服从“摄政大臣公署”发出的一切政令，敦促清廷立宪，并恳请清廷废除旗人特权。

本已被关在牢里的原直隶总督杨士骧被北洋军从牢里提出，套上岑春煊的官袍后被军人拥入直隶总督衙门，站在袁世凯的身边宣布直隶“自治”，成立“自治会”，拥戴袁世凯为会长。

至于清廷任命的直隶总督岑春煊，则在段祺瑞率兵挺进天津的时候便已化装逃跑，躲入天津英国租界，但随即便被租界当局驱逐，只好再躲到德国、法国租界，最后以“国事犯”的名义在日本租界安顿下来，一路抱头鼠窜，好不狼狈。

并非所有的封疆大吏都是不忠不义的乱臣，就在各省汉官纷纷宣布“自治”的同时，旗人官员则高举“勤王”大旗，开始了反击：

“讨贼第二军”统帅、“钦命提督军务大臣”、陕甘总督升允本已在信阳发布讨贼檄文，但尚未来得及部署进攻武汉战略，猝闻袁世凯造反，当天即于信阳发布讨逆檄文，誓师勤王，试图回援直隶，但由于京汉铁路被北洋第二镇截断，清军顿兵于信阳，进退失倨，北有北洋强兵，南有共和军北伐先遣队，粮道被断，军心动摇，数日后河南新军暂编第二十九混成协发生哗变，杀协统刘承恩，联合毅军赵倜所部围攻第二军司令部，钦差大臣升允见势不妙，单人匹马逃往潼关，清军第二军失去统一指挥，就此解体，变兵将信阳军储洗劫一空之后，一部分旧军北上投奔了北洋军，新军则大多向南开拔，与共和军北伐先遣游击队取得联系，随即宣布加入革命军，响应起义。

闽浙总督松寿于福州拍发“讨逆通电”，历数袁世凯“弑君”、“谋逆”等种种大逆不道之罪行，誓言用袁世凯人头祭奠大行皇帝，随即募集壮丁，号“勤王军”，举兵于福建，同时联络各国领事，寻求列强支持，但均遭拒绝。

数日后，福建新军暂编陆军第十镇一部于福州城北莲花山驻地起义，在同盟会员、福建武备学堂总教习许崇智的率领下聚攻北门，与此同时，以闽籍会员为骨干的同盟会敢死队在福州城内发动进攻，围攻设于花巷的第十镇司令处，激战不久，福宁镇总兵、第十镇统制官孙道仁在镇司令处宣布反正，随后在敢死队员的“保护”下走出司令处，调集城内新军聚攻总督衙门，闽浙总督松寿走投无路，焚毁总督衙门，举家投火，在熊熊烈火中，福建宣布脱离清廷统治，同盟会推举孙道仁为福建都督，许崇智为闽军总司令，随即闽军分兵两路，一路北伐浙江，另一路则向闽南漳州挺进，与早已攻占漳州的广东起义新军残部会师，以便合兵南征广东。

正在川北督促各团防局抽丁编练“讨贼军”的四川总督、汉军正蓝旗旗人赵尔巽闻知北洋军变，匆匆返回成都坐镇，将四川新军暂编第三十三混成协解除武装，全部调往城外，另换巡防营入城拱卫，布置妥当之后，即率大军赶往广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扑灭了由同盟会干部熊克武、黄树中等人领导的袍哥起义，随即在川南、川中大开杀戒，一时之间人头滚滚，腥膻满川，人送绰号“赵屠”。

当赵尔巽在四川挥舞屠刀的时候，云贵总督锡良也没闲着，除了像赵尔巽一样将新军调出省垣之外，锡良还大肆招安绿林武装，号称“勤王讨逆军”，声称择日北伐中原。

署理两江总督长庚也拍发通电，宣布响应锡良，组织勤王军，占领江阴要塞，封锁长江，禁止华商轮船通过，同时派兵一部南下浙江，绞杀当地会党起义。

除了这些旗帜鲜明的官员之外，尚有一些封疆大吏持谨慎观望态度：

两广总督张人骏宣布“局外中立，保境安民”；广西巡抚张鸣歧通电支持张人骏；山西巡抚宝棻虽是蒙旗旗人，但迫于形势，在山西立宪派的策动下也宣布“中立”，一边通电谴责袁世凯，一边电告清廷，敦促其顺应民心，早立宪政，但同时也派人前往蒙古草原，召集兵马，准备勤王；新疆巡抚联魁鞭长莫及，本欲派兵借道西伯利亚赴援东北，但被俄国拒绝，无奈之下也只好跟着附和立宪；湖南巡抚岑春蓂虽也宣布“中立”，但通电拍发次日，省垣长沙即被共和军吴振汉部联合共进会部队攻破，岑春蓂被俘，在砍头和“反正”之间他理智的选择了反正，也投身革命阵营，做了湖南议院的议长……

与此同时，世居东北的旗人宗室贵胄推举代表，在日本租界地旅顺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宣布袁世凯为“国贼”，号召天下旗人共讨之，并召集勤王军，号“关外八旗”，叫嚣择日南下，讨灭叛军。

似乎是嫌局面还不够混乱，旅居海外的保皇名士康有为也来凑热闹，在东京拍发通电，声讨袁世凯，组建“保皇党”，号召天下士民“共击叛臣”，保扶大清。

在一片纷纷扰扰中，坐镇武汉的共和军总司令赵北于1月5日再次拍发通电，附和袁世凯的“南北议和”之举，并重申共和军的主张，那就是“共和”：“帝制终结之时，便是袁公世凯就任共和中华大统领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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