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张天元对法国瓷器的了解。

到了18世纪的法国，瓷器镶接工艺又有了更极致的发展。

这一时期，铜鎏金工艺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功能性和装饰性角色。

在王公贵族家庭中，铜鎏金被广泛应用于铁制柴架、家具五金、壁灯、烛台、枝形吊灯中。

当然，它也被用在亚洲和欧洲瓷器的架置装饰中。尤其是洛可可艺术兴起后，瓷器的架置装饰变得更加富丽堂皇，而这种风格正好符合“法式口味”。

其中有一对18世纪中国瓷瓶，法国铜鎏金镶接，尺寸约为32.4厘米×16.5厘米×12.4厘米。

这对瓷瓶的镶接工艺体现了洛可可和新古典主义的艺术思潮，制作年代在1760年至1770年期间，这正好是两种艺术思潮的过渡时期。

这是一对典型的仿古瓷，仿制的对象是青铜器。

与此风格迥然不同的是，其镶接设计充满浓郁的异国风情，由丘比特、花饰、贝壳和植物组成。

当时，法国人对中国瓷器尤为推崇，他们试图改变这些瓷器的外貌，创造出一种完全符合“法式口味”的奢侈物品。

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法式口味”，类似的一对瓷瓶被英国富豪、著名收藏家威廉·贝克福德珍藏。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威尔特郡的“放山居”，其前身就是这位收藏家故园的残存部分。

而眼前这对瓷瓶与贝克福德收藏的那一对有九成相似，而且同样做工极为精美。

另外还有一件也是18世纪中国瓷瓶，尺寸为59.4厘米×34.9厘米×31.8厘米。

与这件尺寸较大的中国瓷瓶相配的，是别具一格的铜鎏金架置。

瓷瓶的侧面已经完全被改变了，繁复的雕刻、金属的形状，营造出典型的洛可可风格。

铜鎏金架置的制作可谓价格不菲，十分昂贵。

像这样一件瓷器，其拥有者想必为此付出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当然了，也可能是通过别的什么不太正当的手段得到的。

毕竟真要说起来的话，科南克议员家的人还真没有这么有钱。

18世纪的拍卖目录显示，装饰有铜鎏金架置的器皿经常会出现在贵族收藏中。

而且他们认识到，这类器皿的价格恰恰是它们价值的真正体现，因为这种装饰风格已经走在了时尚前沿。

与前两件不同，不仅因为这件中国青瓷中部为一“寿”字，更引人注目的是，瓷瓶的高度发生了变化。

显然，在它原始高度的基础上，巴黎的金匠截去了一部分，然后为它装饰了带有卷涡、穿孔手柄以及底座的铜鎏金架置。

这种架置装饰被用来与Jean-Claude Duplessis père的作品相比较。

他是一位极具天赋的金匠，不仅有着精湛的铜鎏金技艺，而且在瓷器设计方面有所建树。

1748年至1758年，在古董商Lazare Duvaux的账册中，他的名字常常被提及。

1750年9月，Duvaux将一对中国青瓷卖给marquis de Voyer d'Argenson侯爵。

而这对青瓷就是由Duplessis进行的铜鎏金镶接，花费3000里弗(古时的法国货币单位)。

这一笔数额高昂的费用显示了这类瓷器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这些18世纪出产的“法式”中国瓷对当下的艺术领域或许是一种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