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5章 大朝见的争执(2 / 2)

妈的说的跟真的似的。赵祯对这群人很无语。根本不用问,陈执中只会谈蟋蟀讲樊楼,梁适这棒槌什么业务都不懂就会甩锅,一有事他就说这是因为“前任”。

文彦博似乎有两把刷子,然而他几乎每句话都在指导皇帝应该如何如何,这就是俗称的教皇帝做人。

至于那个包拯,他就会找人的毛病说人家是坏人。

其他那些则是酱油众,上述几个大脑壳谁的声音最大,那些人就开始引经据典的帮谁说话。他们学富五车,能引用出许多闻所未闻的野史来。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思考着,赵祯道:“王安石,此番舒州事件你有何看法?”

王安石出列道:“回陛下话,臣没有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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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你嚣张了。”

“推卸责任敷衍陛下,王安石你敢不敢更嚣张些?”

“有小道传言,此番乃是你儿子闯的祸,他吃相难看导致了活力资本群体反弹,引发的祸事。”

就此一来,朝上又开始议论纷纷。

王安石想了一下道:“也许吧,但现在没有定论,只有一封简单的军报而没有细节。”

文彦博道:“王安石,先不谈你儿子王雱于此番局面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先问你,舒州暴乱前你与张方平合议,解除了司马光的禁军指挥权是什么意思?”

王安石道,“意思是:和张方平合议后,根据淮西的形势,我得出了需要解除司马光军事指挥权的结论来。”

“你……”文彦博又道:“结合其他关于你儿子的传言,舒州乱起来,它真和你限制司马光的军事权没关系吗?”

王安石想了想道:“舒州乱起来,是因为舒州往前的执政路线,导致积累了足够多的动乱能量,不是因为我限制司马光的军事权。”

梁适的机会来了,及时的道:“王签事啊,做这么大的军事决定,你甚至不和本堂商议?”

王安石道:“没和明府商议,是因为我在路上无法商议。私下做出了决定,是因为我的职务允许我做这个决定,不是因为我不尊敬您。若您认为不妥,事后自是可以否决我的决定、再恢复司马光指挥权的,只是您什么也没做而已。”

梁适一阵尴尬,又岔开道:“不忙说这些,现在舒州真的乱起来了,本堂倒是不想捕风捉影的谈你那儿子,也不想质疑你做这个决定的心思。但因你这个决定,导致司马光现在没有军权,无法有效平乱舒州,若由此而导致伤害持续扩大,你王安石真的没有责任吗?”

王安石道:“若如此我当然有责任,但这就是执政的风险。既然做事了,总存在做错的可能。我大宋崇尚自由,庞太师时期崇尚司法宽松,要求宁可错放一千也不能错判一个。这思路我不评价。但由此放纵了奸犯科者带坏民风和民生,这就是宽政付出的代价。”

“反呢,如商鞅执法从严从重,能竖立民风民生,但会有错杀和冤案,这是严政的代价。在我眼里,这里没有谁高谁低的说法,都需要付出代价,代价也恰好都是民众被伤害。所以除非不做事,只要做事都有代价都有风险。”

“然而在其位谋其政,不同的国情环境和时机,需要有不同的执政路数。综合来讲,解除司马光军事指挥权一事,我王安石是‘在其位而谋其政’,我当然有放错的可能但当时的环境和形势,让我有理由要解除他指挥权。至于我是否错了,那要看舒州的暴乱持续到什么时候,还要看没能及时平乱是否真是因我解除司马光指挥权,才能最终定论。”

公布结果前让他们相互抬杠一下,乃是赵祯已经掌控内幕消息后的YY心思,乐呵一下。却是不想,由此引发出了王安石这引人思考的论述来,于是赵祯都半张着嘴巴。

以往的王安石虽有才,但是还年轻,赵祯都没来得及关注他的“思想理论”,现在显然,这是王安石第一次在高级别场合拉仇恨,却也算是以一代思想家身份初露锋芒了。

就此一来,这里的都是学问人,都开始思考王安石的话。

文彦博作为庆历老臣相对熟悉这个路数,所以思维最快,于是皱眉了。在文彦博看来,王安石的发言某些地方神似范仲淹,而这些东西也正是当时庆历党内部的分歧所在。

真正的区别在于,严政和宽政风格都是有风险有代价的,且代价惊人的统一即:弱者受到伤害。

不同的在于“责任人”。

若是官员主动谋政,存在把良民错判的可能,那么这里的凶手是官员。老百姓和上级可以找得到责任人。

若是官员依据法条不谋政,存在把凶手错放的可能,放出去后凶手会再次残害良民。那么这个事件里官员没错,错的是凶手和恐怖份子。

两种都有风险都有代价,前者需要官员负责任担负风险、主动出击。而后者官员没责任。于是在王安石看来,这就是大宋现状的形成始因。

这个道理文彦博当然懂,但文彦博的信仰是“官”,不喜欢官员背锅。

范仲淹的理念是“先天下之忧而忧”,那自然包括但不限于“既然都有代价官府不背锅谁背锅、官员有权利就有责任”的意思。

于是这就是文彦博不同意“严政”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