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都不能要。又不是我女儿出嫁。说正事吧,是因为新城建设吧?前几天被陆书记召见,谈的也是此事。你行呀,把陆耀祖拿下了,他可是有主意的人。”
“看你说的。我哪有那个本事。不过是为陆书记跑腿当前锋官罢了。哎,听马市长说,红星的情况已经扭转,今年会突破100亿,这对平泉也是一个大贡献。你行,你是这个1周鸿友冲陶唐竖起了拇指。“陆书记曾在小范围讲,要学习红星扭亏经验,红星那么大的摊子能在几个月扭转局势,我们市属企业也应当办到……”
马市长是平泉主管工业的副市长马德胜。九月初还来红星考察调研过,陶唐全程陪同,详细汇报了红星公司今年主要经营指标的预计完成情况。马德胜副市长对陶唐的一系列举措很感兴趣,但陶唐并不知道陆耀祖也在吹捧他,“扭转局势?这从何说起?红星离良性循环差的远呢……”
“行了,老兄别谦虚了。对了。听陆书记说,你同意市里调整后的方案了?”
“估计你听错了,陆书记跟我就平泉新城规划谈过两次,只是一个意向而已,谈不到同意不同意。不是省里还没有批吗?”
“在修改了原方案后,北阳那边已不是问题了。关键在你这儿了。”
“我不同意有用吗?别说省里,便是你周市长的命令,红星敢顶?还想不想在平泉混了?”陶唐哈哈一笑。
“别开玩笑。红星毕竟是央企,也是平泉首屈一指的大企业。牵涉面很广……老陶,我以老同学的身份说几句吧,我觉得目前这个规划对红星没有根本不能接受的地方了,担心影响生产?”
“我也以老同学的身份回答你吧。其实我的态度早已跟陆耀祖谈过了,不知他跟你说过没有。站在红星的立场上,我不同意所谓的搬迁。你说对红星没有坏处,我问你,好处在哪儿?让出两千亩土地,我们能拿到多少钱?在商言商,我真的看不出红星的好处,对我个人更没好处。你可能也知道了,红星的经济正在复苏,今年的形势比去年有了好转,特别是在车辆配件这块。但如果生产区大规模调整,问题就来了,我可能要好几年才能缓过气来。如果从成本方面考虑,将来必然形成配套设施难以兼顾的局面,何苦来哉?”
“市里当然会补偿你,具体如何补偿,补偿多少,现在还不好说。你是站在红星厂的立场上考虑的,如果站在平泉市乃至全省的立场上,答案就完全不同了。”
“我为什么要站在市里或者省里考虑?我知道我的斤两。我既不是市长,更不是书记,跟你这个实权副市长也是没法子比的。我考虑的就是红星的十万职工家属。”
“你可够实在的。别忘了还有陆书记……承蒙陆书记看得起,他可是跟我说过跟你的渊源……你总得替他想一想吧?”
“的确,我跟陆耀祖是多年的朋友了。就是因为替他想,我才认为你们搞的新城规划不合时宜。”
“嘿,好大的口气。老陶,今儿就咱俩人,不妨给我讲一讲你的理由。”
“你的理由很充分,我很清楚。但在我看来,简直就是饮鸩止渴。鸿友,你对宏观经济有没有研究?”
“谈不到研究。平泉市一家的情况。还上不到宏观的高度吧?看来你对宏观经济是有研究了……”
“我对宏观经济不能说有精深的研究,也不能说没研究。在燕京总部的时候,有大把的时间读书看报,还真看了些宏观经济理论方面的书。我国学者的有,国外的更多一些。因为我所处的位子,对我们集团的总体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把辉煌集团放大,或许就是全国的缩影。你先听我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反正就咱俩人。”
“你讲,我洗耳恭听。”
“我们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如果回顾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黄金十年。那时我们还在上学,感受不深,关键是理解不够,更谈不上研究了。经济学上有个帕累托效应,也就是每个人资源的获得都建立在别人不受损失的基础上。特别是农村改革释放出巨大的红利,受益的不仅是农村。进入九十年代。以南巡讲话为标志,国家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阶段。以特区经济,发展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工业园区和各种开发区,还有地方无所不用其极的招商引资为标志,gdp概念被全面引进并成为了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这个时期,是农民受损,城镇受益的阶段。帕累托效应不存在了。不知你看过那本书没有?就是湖北一个乡党委书记给总理写信的那个,提出了三农问题,农民最苦。农村最穷,农业最危险……”
周鸿友点了支烟,那本书他是看过的,印象很深。但陶唐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一个国企老总给市长上宏观经济课?还是农村问题?
陶唐继续讲。“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这种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出现了全面的产能过剩,国企亏损面很大,银行业不良贷款达到两位数,所以当时的总理主导了银行业一系列的不良贷款剥离。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就是那时候陆续成立的,接过了银行的坏账,同时引入外资改造我国的商业银行系统。对国企呢,抓大放小,实施大规模下岗分流,拼命给国企甩包袱。在其他方面,我指的是全社会范围,医疗、教育全面产业化,而且,在98年取消了住房分配制度,财政上实施了分税制,拉开了地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繁荣的大幕……代价呢?城市,尤其是国企的工人,成了最大的牺牲品。”
终于说到正题了。周鸿友想。
“现在又过了十几年了,以加入wto为标志,又红火了十年吧。有没有又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感觉?产能再次全面过剩,银行坏账再次升高,房地产,我知道你最关心这个,房子不好卖了,看看平泉有多少半截子楼盘?”
周鸿友默然。他不能否认陶唐所讲。但在心里讥笑,混到这个地步了,竟然如此幼稚吗?你以为政府不明白你说的问题吗?
“回顾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史,能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经济好转的时候,国进民退;经济发展困难的时候,政府甩包袱,成本由整个社会来承担。”
“你太过激了……”
“是不是事实,可以讨论。我说的再过激些吧,如果遵从市场规律,或许有的地方政府根本就存在不下去。因为政府的很多职能是以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才有了存在的价值。换个角度看,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他们的行为就有了高度的一致性。政府官员本来就不是商人,他们讲政治,思想高度统一,所以,重复建设就成为了必然,这也是任何一个行业都逃不掉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再把视角放大些,你没发现各个城市越来越趋于雷同吗?所以,房地产必然走向过剩。你不要看现在还算红火,但它毕竟要受到市场的制约。不信吗?现在的情况是你们这些地方政府的首脑成了当地最大的公司的老总,但是你既不能印钞票,也不能发债券,更没有定税的权力,土地就成为唯一的工具。竞相压低土地成本进行招商引资,最后势必要把土地成本都集中到房地产上来。政府亲力亲为的投资活动,导致财富向少数人群集中的同时,高房价却要大量中低收入的人来承担。而地方主政官员由于任期有限,多数人是不会考虑地方的长远利益的,而是看重自己在任期内的考核指标,用一个或数个大项目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和税收,当期的数字当然会很好看。至于债务、环境破坏、社会矛盾等,都是由后任来背,谁管那么远?这一点,跟国企的做法几乎一模一样。我在燕京总部是和集团的领导们谈,几乎所有的企业对于投资上项目都举双手欢迎,尚找不到拒绝者。大家几乎都不去考虑投资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企业的债务问题,反正企业是国家的,就算资不抵债也没什么了不起,实在不行就搞政策性破产,甩掉债务换个牌子继续干就是了,说不定还是政绩呢。但站在国资委的角度,这样行吗?”
周鸿友愕然。
“所以我认为,平泉新城规划根本就是错误的。受益的可能是一些从事房地产的企业,成本却要全市来背。与其搞新城建设,不如咬牙搞棚户区改造,还有大量的关乎民生的基础建设……你摊子铺的越大,包袱就越重,将来的问题就越多。”
“你说的不无道理……但你不知道新城建设的起因,并不全是平泉方面的推动……”
“我听说了。是北阳的几所大学搬迁引起的,对吧?平泉的问题如果存在,套用到北阳头上一样适用。鸿友,陆书记对你的评价相当不错,本来我不该这样翻嘴弄舌,谁让我们也是同学呢?有时候我就想啊,如果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办,其实很简单,根本就没那么复杂。就拿红星说吧,一方面,红星的困难被人为夸大了,另一方面,一些出血点又视而不见。我不过是做了几件谁都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都快被你们吹破天了,岂不好笑?”
陶唐故意把和陆耀祖谈话的部分内容透露给了周鸿友。
周鸿友果然高兴起来,正要说话,敲门声响起,张爱英在外面叫道,“陶总,请您和客人下去用餐。”
“好,我们马上下去。”陶唐站起身来,“走吧,吃饭去!你想喝什么酒?今天我请客,绝对满足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