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荀子虽是孔圣的传经之儒，但是其倾向于功利，而失于德教，崇尚礼法，非是我辈之学，更非治国之道1本想与皇帝辩论下性善、性恶之说，可被其一句话给堵到了嗓子眼儿里，邓光荐只能转换话题，让陛下无法再避开。

“荀子以为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作出限制，二者之间确实不免有冲突。但朕以为为了确保朝廷正常运转，政令的通行，礼的遵循当然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也是必然。”赵昺言道。

“因此，荀子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将礼法并称，礼又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朕以为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则指制度。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之基础，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常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大家。所以朕以为与其争论不休，不如兼而论之，学而化之，”赵昺又笑嘻嘻地道

其实赵昺在赵昺看来，继承和发扬了孔子学说的孟子及‘离经叛道’的荀子走的是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而荀子的学说更具有前瞻性。孟子的伟大之处，在于回答了“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孟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以来的人伦价值观。而荀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侧重回答了“人应该怎么样？”

从人性论来说，孟子和荀子，一个谈自律，一个谈他律，两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由道德自律到道德教化，以达到“上下同德”——这不就是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的雏形，其崇高的“舍身取义”精神，不就是我们民族信仰的源头吗？

保守的说，孟子的历史地位，不亚于海德格尔之于德意志民族。而荀子“性本恶”，则为法家、中国古代法律理论打下基础，同时荀子的理论还带有仁学色彩，至于他的学生李斯主实践、韩非主理论，然后他们作为法家，没有人情味，那就是后话了。从行动、理论上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已是大功一件，真没必要苛求古人，他们也有时代局限。

对于政权合法性的解释，孟子“得民心者得天下”，是非常伟大的深刻洞见。而荀子从逻辑上推理“化性起伪”，说社会制度来源，同样是跨时代的伟大思想。而对于社会的观点，孟子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有恒产者有恒心”，荀子有“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而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纯属利益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道义问题；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礼的持守却仍然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因而孟荀两者的观点，很难说谁的更重要，谁更高明。而赵昺觉得只有小孩子才做取舍，成年人则表示都要。

“这……”邓光荐又被皇帝的‘歪理邪说’给窝了脖，气恼之余，也觉得陛下所言并非没有丝毫道理，竟然他一时难以反驳。他也清楚荀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秦国崛起之时，诸家都面临着挑战，该如何理解这个迅速发展起来的，在政治制度上十分善于创新或吸收别国创新成果的国家？

邓光荐也算是当下宋朝大儒，熟知经史，他虽未能在《史记》的荀子传记中看到他入秦的记载，但在《荀子》中则可以看到他与秦有关的记载，他认为百姓的生活方式简朴有古风。尤其是对于官吏和士大夫的表现，大加赞赏，认为他们恭俭、敦敬、忠信。士大夫则能够“公私分明”，不比周，不朋党。朝廷也有决断力，从治理国家的方式上看，秦国可以作为一个表率。

在《儒效》中还记载着他与秦昭王的对话：秦昭王直接对他说，儒家对于治国没有帮助。荀子并非如商鞅那样立刻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是强调儒家具有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的“效果”。儒家对于自己的道德品质有内在的要求，这使得儒生不会被贪邪之道所左右，必然会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随即秦昭王接着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儒家若成为一个“人上”该如何要求自己。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荀子虽然强调了礼法并重的意思，但更为强调了儒家理想的一面，他坚持认为政治合法性来源于王道，而非暴力获泉—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

很显然，在荀子这里，他认为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要治理天下，必须以天下为公的态度，推行王道政治，而皇帝前时的做法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