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汉人”这一概念的文化内涵，在此时愈来愈混合，不再有血缘上的意义。而在前世，赵昺也知道对于国家的意义也曾有过延续多年的争论。在现代文明的框架下，中原王朝与曾入主的契丹、女真和蒙古间的战争都是内战，如铁木真、完颜阿骨打和努尔哈赤都可以算作开疆拓土的英雄。但是站在民族立场上，这些人都是敌人，是入侵中原的蛮夷。

现在姑且不论谁是谁非，不过赵昺清楚后一种观点在历史上占据了主流，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都和复杂的民族和地域问题错综纠缠在一起，所爱的国家，就是汉族的国家，即与民族主义和中原中央观念息息相关。当前的宋朝同样如此。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历史的命运轨迹是这样的：文明首先在中心地域繁盛，周边区域为落后民族地带，但是北方游牧民族却是军事化民族，占据高位，时时觊觎着富裕的中原地区。先是边鄙落后民族称臣，中原人民蔑视四野，继而中原政治腐化。

皇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而削弱国家军事力量，从而导致国家实质性的落后，于是胡羌羯厥蒙满之邦民族乘机进犯，文明文化只好节节退让；当中原文化力不从心应接不暇的时候，文明输于野蛮，老大退避后生，失土守望，汉族逐渐以体面认输退却；再是远客入主中原，附庸蔚为大国，汉人沦为下民

后来历史成为现实，汉人渐把当年的蛮族视为主子，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混血杂交合为一家，昔日所爱的国家已经过时，再行坚持爱念旧国已经不合时宜；再后来，新来的主子也慢慢汉化，继承了汉文化的腐败本质，封建文化愈加堕落，落后民族主政的封建皇朝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负面文化，再次走向历史的下坡路。

而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赵昺，那些沦陷区的民众往往不太计较这个国家的主子是谁，时移世迁，人心都会渐渐接受事实。本朝范成大出使到金，经过了淮河以北的北宋故土，写了诸多诗词和一卷日记《揽辔录》。其中一首绝句写道：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迴；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但是在赵昺看来范大成就是在明明白白的作弊，其在日记写却记载着真实的事实：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过相州也只是说：“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曰：‘此中华佛国人也／”哪里有遗老敢在金国南京的大街上拦住宋朝使者问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来的！

后三年韩元吉出使金国，记述使者避嫌疑，躲在车内，也不敢和当地百姓说话，下车讨水喝，遇到小孩和妇人，用语言试探，让亲信多次去偷偷询问，“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举也1当前赵昺多年以来在历次的战争中，在战场上遇到的敌人同样是北方汉人和南宋的降军，比之蒙古人要多得多，而且也更为凶悍。

在赵昺看来导致这种事情的发生主要还是中国历史上王朝不断被颠覆，政权频繁更迭，于是给普通人留下了一个极其尴尬的二律背反难题：究竟我们应该忠诚于哪一个国家？忠诚哪一个皇帝？于是在一部分中国人的心里，就产生了虚无的不爱国家的理念，所以成为背叛者就有了理所当然的理由。

既然我们没有一个可以永恒真诚热爱的国家，国家也是皇帝的，那么背叛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怪事，于是给人们留下了自古以来汉奸多的印象。爱大宋的，在蒙古人眼里就是叛逆和反贼；忠于蒙元的，又会被汉人骂作走狗和汉奸。

但是随着时易世变及时间的流逝，大多数百姓也就选择了屈从，没有谁在为了恢复前朝而造反，那些儒者也会放下身段走进异族人的朝堂。而这时谁再高喊恢复前朝，不仅仅会遭到当朝发兵剿灭，举国百姓也会千夫所指，共同唾弃之。

当抽象的道德问题演变成简单的常识难题，百姓就只好变得滑头而识时务者为俊杰，学会了没有原则的油滑软弱。于是一大批人，只看人挑担不吃力，在一边说风凉话最气壮山河，看到大事临头，人人得而藏拙，万马齐喑。赵昺相信若非自己复国成功，只怕江南百姓也会在几十年后，已然忘记了曾经的故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