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兴学运动，提高了官学的社会地位，官学学生论陈时政，已成风气，尤其是太学生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至南宋时，太学生伏阙上书，干预朝政的声势更强烈，造成相当大的社会影响，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使他感到与其发展官学，不如鼓励读书士子在深山寂林创设书院闭门读书、潜心修养更为可靠，至少可以减少许多麻烦。

另一方面还有经济上的考虑。北宋兴办官学，上自太学，下至州府县学，一切费用概由官府负担，需要大批经费，而国家经济实力又不足以维持数量众多的学校。南宋时，国家财政更为困难，尽管高宗曾宣称：“朕不惜百万之财以养士”，究竟不免因实际困难而发生动摇，以“军食未暇，国家削弱”为由缓议恢复官学。

此外在民间，许多名士大儒也认为官学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需要，读书士子也深感在官学难以学到“德行道艺之实”，也对官学失去了兴趣，多自寻名师，求学问道。而有识之士在激烈抨击官学教育弊端的同时，转而积极从事私人讲学活动。

基于此，从政治上高宗皇帝总结北宋发展官学，而忽视书院，造成更多的社会矛盾的教训中，深感支持书院的发展是有利的。朝廷也感到官学教育极不景气，经费困难致使官学时作时辍，难以维持，却苦于回天无术，只好也转而支持民间或私人创办书院，以补官学之不足，以救官学教育之弊。

因而自筹经费，置田设学的书院所有的独特优势，遂应运而盛。当然南宋书院教育的勃兴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其始发轫于朱熹于淳熙六年复兴白鹿洞书院，又于绍熙五年复兴岳麓书院。名闻天下的两大著名书院的相继复兴，为南宋书院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之后，各地争相效法，纷纷建立书院，延聘名师硕儒，聚徒讲学。二十几年后，竟蔚然成风，书院得到迅速发展，呈鼎盛之势，直到南宋理宗朝才达到高潮，共有书院五百余所，大部分集中分布在文化繁盛的江南之地，以江西、湖南、浙江、福建为最多。

南宋书院的勃兴，不仅表现在数量大增，而且规模也有所扩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备和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进一步丰富充实，已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从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式，以及教师的选聘、学生来源及条件、经费筹集和组织管理等，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和比较稳定的条例。

南宋书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设施也渐趋完备，而且形成了较稳定的建筑格局。一般书院多由祭祀设施、藏书楼、讲堂、斋舍、生活设施五部分组成。讲堂多达十余间，斋舍百余间，容纳生徒和来访者数百人。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日益充实和丰富，特色更为突出和显著。

南宋书院数量多、规模大、地位高、影响广，差不多取代了官学，成为当时许多地区的主要教育机构。而让赵昺感到哭笑不得的是南宋的书院却都标榜反对科举，提倡和鼓励学生向颜渊学习，追求一种“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

朱熹在复兴白鹿洞书院时，就反复勖勉学生不要参加科举，不要只想做官，不要追求利禄，应当牢记古代圣贤教人为学之意，讲明义理，以修身心，然后推己及人。要像颜渊那样，居陋巷而不改其乐，钻研贤圣经传，只求明诚两进，德业双修，道艺并进。

赵昺以为造成这种局面，诚然是以官学的衰落和科举制度的腐败是互为因果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科举制度的腐败，进一步加剧了官学的衰落与书院勃兴。导致许多士人对官学的批评多从抨击科举制度的弊病着眼的。

南宋学者创书院讲学，读书士子热心于求学书院，却又与高宗支持书院发展的愿望相悖，他们不同于唐末五代的士人隐居山林，以避战乱的消极心态。朱熹等人也并非真的超俗出世，而是希望造就具有“德行道艺之实”的人才，以匡正天下，挽救世风世俗。

让赵昺觉得就像现代人以为杀生是件极为残忍的事情，主张保护动物的生命权，但是却又抵御不了肉‘真香’的诱惑，成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矛盾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