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秦国推行普遍授田制, 每户平民都有一顷基础授田，秦军功赐田是在普通授田基础上逐级递增。每赏爵一级就增加一顷田产和九亩宅，申请一名无爵的庶民给自己当庶子，可以担任与爵位相对应的官职。

可见秦军功益田制消耗的土地，远比其它朝代小得多。而除了秦军功爵益田数量有限的原因外，另一个因素是秦的侯爵不世袭，最多是降爵继承制。田产会随着爵位降低而减少。如果子孙无军功，五辈之后只比平民略多一点。

当然一个新制度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赵昺初时仿效秦时的军功制只是应急之策，没有想的那么深，因此并不完善，存在着诸多的隐患。而后来他随着治政的经验的增加，眼界和见识已大不同，回过头来再看商鞅变法其实并不简单, 而军功制度的设计有着深深的政治意图。

其实商鞅的军功制度设计思想更倾向于节约土地, 优先保障低爵军民的权益，限制贵族阶层过分膨胀。所以其推行军功爵的初衷，本质不是让秦军变成虎狼, 而是挑战世袭贵族的特权。所以军功制度下使得秦军成为诸国之冠更像是副产品，而这也是为什么他最后会被车裂的重要原因。

此后汉朝继承了秦制，却并没有考虑到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原因，而是机械的照搬，导致操作上已变为优先满足军功大贵族，对比一下汉初的授田标准，与秦大良造对等的汉大上造有八十六顷田，而秦国最高爵位的大良造最多也只能在基础授田上再增加十七顷田。

不过，秦制从第九级五大夫开始会得到三百家税邑，立功之后会再增加三百家税邑。爵位越高获得的税邑越多，但得到的授田还是不多。即使到了秦朝，二十级军功爵制中的彻侯、关内侯虽能得到数量巨大的税邑，但直接掌握的田产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

这就可以看出汉制背离了秦代军功制的初衷，从而也导致军功爵走向了它原本的反面，直至消亡。如此可见好的制度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也存在如‘南橘北枳’般水土不服的问题，并不能机械的照搬，而是应做出调整和改良。

因此当赵昺借着全军换装火器，重新组建新军的契机进行军事制度改革。而他当时面临的问题是‘重文抑武’的遗风仍旧顽固，导致武人政治地位低下，而在当前的主要任务却是要复国，需要武人效命；另外他清楚在农耕经济为主的时代，土地问题依旧是主要的社会矛盾；再有要避免出现矫枉过正，不能出现武人当道的畸形政权。

首先赵昺对宋绍兴年间武职官阶进行一番清理，将六十阶改为二十二阶，品级与文官相对应。同时厘清了名目繁多的等级，如横班、诸司使、使臣三等；横班正使、诸司正使、横班副使、诸司副使、大使臣、小使臣、无品尉勇等名目，重新确定了官名和等级。

按照品级将军官高、中、低阶，分成三等、九品、十八阶，剔除了一些官名，又把过去只作为荣誉衔和寄禄官的称呼引入，相当于现代的军衔。一至三品为高级军官，分称柱国将军、辅国将军和镇国将军，以上、下来区别正贰；四至六品为中级军官，分称郎将、正将和副将，前缀加军兵种名称，以左、右区别正贰；七至九品为基层军官，分称都尉、校尉和副尉，以左、右区分正贰。兵卒则分为四等四阶，名称也很现代，分称上士、中士和下士列兵。

这其实就相当于现代的军衔，作为论功晋阶的基础，并可以衔阶作为发放薪俸和享受待遇的依据，改变了过去一律以实职作为发放薪俸的规矩。如此就解决了立了功却无法晋职，也难以享受相匹配待遇的缺陷，使有军功者得以安心。

当然军衔的高低只作为享受待遇的依据，与实职是相互不干扰，并不能获得权力。但可以作为优先晋职的条件，在战时可以自动以军衔高者临时代理伤亡主官。且因为和品级相对应，在转资文官时得到对等的官阶。

而在论功上，赵昺引入了秦军功制的‘盈论’，使中、高级的军官进阶变得不那么容易，从而避免朝中将军满地走的场面。而即便如此，他忽然发现李三娘若是真的领一营兵参战，还真有可能晋升到与皇后对应的超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