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样的做法并没能让蝗灾受到丝毫减弱，反而让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史籍中也有载：“太宗在苑中捉蝗，咒之曰：‘人以谷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汝若通灵，但当食我，无害吾民。’遂吞之。”但其还只是处于憎恨的阶段，并没有采取得力措施。

不过李世民此举却开启了吃蝗虫的先河，唐代形成了食蝗的习俗，在常年蝗虫也成为了珍馐，是相互拜访时馈赠的珍品。赵昺也以为在食物种类匮乏的古代社会，蝗虫的确可视为营养佳品，蝗蝻的粗蛋白含量很高，营养价值与鱼肉价值相当。而在一下蝗区，百姓还将多余的蝗虫淹死后晒干储存，也可以备不时之需。

真正开启朝廷治蝗是在唐玄宗年间，在朝堂之上，还上演了一出姚崇舌战腐儒的大戏。卢怀慎以“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主张“修德以禳之”。他的观点，现在看来可笑，但在当时却是主流，否则在那个以天子至尊的时代，蝗岂会与蝗同名？

姚崇也不是一般人，在朝堂之上直接反讽“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接着又指出“魏世山东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唐玄宗被说服，开展治蝗，当年就取得“捕蝗百万余石”的战果。开元五年，设捕蝗吏，专司治蝗。

这次治蝗时间，可以说是历史上的标志事件。从此之后，治理蝗灾统治阶层不再是消极应对，认为蝗灾是天灾，天灾不可违，而是开始从上至下积极应对蝗灾。思想发生了改变，以先民的智慧，做起事来就容易太多了。治蝗政策层出不穷，效果斐然，治蝗工作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从进入本朝以后，蝗灾的记载开始逐渐增多，主要原因除了因五代十国的混乱，导致治蝗不力，还有因蝗灾普查和记载更加详尽有关，从立国至今记载蝗灾七十余次，有大有小。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对待蝗灾态度的改变和治理经验的积累，也是使得治蝗政策也有了不断进步。

秘书监查找出来的治蝗方法上，在赵昺看来十分笼统，方式主要主要有奖励捕蝗、立法捕蝗、宣传治蝗三大方式，而其中他们以为奖励捕蝗的政策最为有效。

在治蝗方法上对于古人来说，在没有科学的时代，利用人力灭杀蝗虫就成了不二之选，但是人力灭杀蝗虫在赵昺看来其中也是有很多讲究的。

其一就是断子绝孙法，古人以为蝗虫“种可传生，一石可至千石，故冬月掘除，尤为急务。”说白了就是挖蝗虫卵，这个挖卵也不是随便挖的。按照记述的说法，挖卵应该：“冬晴未经雨雪之时易寻，务必实力搜挖，并于挖尽处设一标志，以便交春寻看。春间看过无子，初夏仍当再看一次，以防遗漏。”也就是说除恶务尽，必须得来个几遍，要不然蝗虫的繁殖能力，几十个到几万个是分分钟的事情。

其二就是活埋。坑杀蝗虫则是一个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具体的方法是，先集合男女老幼挖个沟，然后深广各二尺，沟中相距丈许即作一坑，以便掩埋。在沟里面放点食物引诱蝗虫来吃，等蝗虫来了之后，就开始灌水，蝗虫肯定是跳不出去的，这样来回几次蝗虫就全部被活埋了。

其三是赵昺看来是最与科学沾边的，这个方法姚崇发明的，姚崇发现“蝗乃壁飞，夜必赴火。”也正是利用了蝗虫趋光的特性。所以姚崇建议修一大堆简易的窝棚，然后将大批的蝗虫用篝火吸引，之后集体焚烧。这一招虽然有效，但是成本相当高，而且经常容易导致农田被毁，可以说是不得已的一招。不过效果据说非常不错，而这个方法在现代也在使用，不过已经是改良版，用电灯代替了篝火。

此外也提到了生物防治的方法，有放鸭治蝗的成功经验：(蝗)未解飞，鸭能食之，鸭群数百入稻畦中，蝗顷刻尽，亦江南捕蝗一法也；除了鸭子之外，也记述了鸟类抗蝗，在唐朝开元贝州蝗灾时，就在蝗虫降临的时候，数万只白鸟忽然飞来将蝗虫一扫而空，当地官员立刻感谢上苍，还形成了一个传统——一有蝗灾就求神仙保佑赶紧来点鸟。

除了鸟类以外，蛤蟆也是天敌之一，发生蝗灾时有大批蛤蟆赶来，对着蝗虫就“便吞食之”，还有辽国的蜂群也曾经大规模的“食蝗”。赵昺知道这些生物防治效果惊人而且十分环保，但是其中充满了偶然性，在当下是难以实施的。且对于古代人来说，白鸟等皆是神迹，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