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当时在网络上吵得很是热闹，赵昺当时也作为吃瓜群众围观过。但是与以往一样，起初还能进行理性的探讨，后来就变成了地域之争，变成了一场乱斗。那时他可以作为看客当做一场热闹看，当下却不能，这关系到朝廷的政策走向，国家的安危。

赵昺以为两军孰强孰弱，其实在明末浑河之战可以作为验证。根据清代谷应泰所编《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川军：“诸将奋勇迎击，败白标兵（满州两白旗），又败黄标兵（满州两黄旗），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在《明实录》中记载：“兵部尚书张鹤鸣言浑河血战杀奴数千，皆石砫酉阳二司土兵之力。”

由此可见，在浑河之战中，来自川黔的土司兵们的战斗力，可以说强于当时明朝许多一线部队。与之相比，虽然广西地区的狼土兵，相对于川黔土司兵们，无论是战斗力亦或是兵力数量，都要逊色不少，但是广西的土司终究还是大多在明廷的控制之下，因此他们也更能够让明廷放心使用。

赵昺以为或许狼兵更为忠诚，这才是广西狼兵能声名鹊起的原因，但对川黔土司兵朝廷一直保持着戒心。因为川黔土司可谓是真正的树大根深，如播州杨家已经历经五百年，熬死了不知道多少皇帝，他们的存在比之那些朝代还要久远，所以不想给其通过参与战争壮大的机会。

不过播州杨家能够历经数朝不倒，除了地处边陲，躲过了改朝换代的战争波及外，主要还是‘识时务’，见事不可为，马上改换门庭。而西南的政治、军事现状又让新朝不愿意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物去改变，却又需要保持稳定，就只能借助这些土司来维持秩序，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投诚’。

在人们的印象中，俚人皆是生活在穷乡僻壤的荒蛮之地，但并非皆是如此。播州经过杨氏数百年的经营，已经十分繁荣，当地不仅盛产木材和黑铅，也产茶叶和大米，而这些东西都是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非常需要的。有需求就有商机，播州人把这些东西打包上船，顺着赤水河可以进长江，顺江而下就可以到重庆、武汉、南京这些大城市，运输成本低，利润却颇丰。

此外播州还是四川食盐进入贵州的必经之路，起码在明代人看来播州经济已经接近江南，“居民富庶，有江南气象”。有兵有钱，有地盘，就让这些土司有了割据西南的本钱，也使他们养成了桀骜不驯的民风，自以为有了与朝廷谈判的本钱……

“陛下，臣以为当下播州杨氏对抗朝廷，不肯接受改土归流之策，应该加以征讨，否则川黔地区，甚至广西的土官们皆会效仿之，而在云南推行此策会更加困难！”文天祥见皇帝出神，出声提醒道。

“改土归流是我朝稳定西南，乃至西北，收服俚区的重要国策，不容一地之乱而放弃全局。”赵昺收回神思，坐正身子道，“但是当前我朝刚刚结束与蒙元的战事，大军尚屯集于两淮地区，仍需防备蒙元毁约，难以大举南下。而地方军力不足，仅靠他们的能力是难以对抗播州杨氏，在短期内出兵讨伐恐有困难。”

“嗯，陛下所言正是，我朝禁军大部皆布置在北地，江南地区除了部署在湖广的第十军外，只有京畿的御前护军。而第十军除了镇抚湖广外，尚承担着支持云南战事的任务，现下征讨却是力不从心。”江璆点头道。

“我朝自琼州起兵兵力几经扩编，如今也仅有马步军三十余万，但是国土已经是在琼时的百倍有余。江南战事虽然已经平息，可卫戍的兵力偏少。而江南也面临着安南、缅甸的侵扰及诸俚叛乱，遇有战事便难以应对，臣以为可以扩编数军之兵加强江南军力。”邓光荐建议道。

“邓相的建议，臣以为可以考虑。当初我朝实施精兵之策，是碍于财政和人口不足，当下我朝有民近四百万户，丁壮千万。财赋状况近年也大有改观，再供养数万军力还是可以满足的。”文天祥附议道。

“组建新军并无不可，但是尚需时日，而播州之事已经迫在眉睫，必须采取行动，遏制其借助四川动乱的时机扩充之势，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来日不可收拾！”陆秀夫言道。

“嗯，调动兵力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播州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想要速战速决也非易事，尚需好好谋划，不能将国力尽数消耗在一隅之地，拖入持久战。进而导致财政枯竭，国力衰退，引发民生危机，那就得不偿失了！”赵昺沉吟片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