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荆襄之后，圣旨传来调谢枋得回京任职。这些士绅们以为现在朝政皆由江浙人把持，小皇帝被他们蛊惑才会打压湖广士子，取消了士绅们减免税赋的特权。而此次谢枋得在北伐之中甚是得力，回京之后必然会受到重用，那么湖广人将更无出头之日。

新仇旧恨之下，这些士绅们便计划将谢枋得除掉，免除后患。于是众士绅便推举齐贤为首，众人皆出钱出力，并私下里重金收买江湖亡命之徒，准备实施刺杀。最初，他们事先打探清楚，谢枋得在鄂州支应军前，必然会从此离任，乘船回京。

于是商议在鄂州动手，这样既能除掉谢枋得，又能够震慑继任者。但是没想到谢枋得阴错阳差之下上了御舟，与大军通行，让他们无法下手。于是跟随船队顺江而下寻找机会，而此时他们获知王应麟也在船上，而其也是江浙人，便计划将其一同除掉。

而他们也明白袭击御舟那是什么罪过，所以一路追踪寻找机会，他们发现船队即便停泊补给，也没有发现谢枋得和王应麟落单的时候。眼看船队要驶入江东地界，他们便孤注一掷的实施了行动，而这时小皇帝也成了他们的目标，认为只要杀了皇帝便没有人支持江浙士人，那么他们便得以翻身。

于是一帮纸上谈兵的士绅和一群要钱不要命之徒，便趁江上大雾，船行缓慢的时机，策划了这场伏击，而结果就如鸡蛋碰石头，一场谋划许久的行动就如一颗小石子扔进江中，连个水花都没有溅起来……

讯问出结果后，王应麟和谢枋得不敢怠慢，次日清晨便上御舟奏报，并呈上口供。赵昺看后不仅哑然，觉得十分好笑，这帮士绅也真敢想，也真敢做，可终逃不过那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俗语。但此事性质十分严重，即便自己是个搭头，刺杀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也是重罪。

赵昺即刻下旨，令湖广安抚使司会同静江府即刻缉拿首犯齐贤及参与者，就地严加讯问，察明情况速报行营。而后对王、谢二人有加以安抚，让他们先行去休息，勿要多想。

送走二人，赵昺又看了一遍口供，觉得此事并非那么简单。要说‘地域歧视’古已有之，，宋代地域分隔很清楚，人群流动也小，主要是以仕人为主，这种以文人为代表的小规模地域流动，一经在朝廷中汇集，那必然有地域歧视的产生，南人北人，京师人局外人，各自博弈。

地域歧视说到底来源于经济、政治地位，北方发展得好，就有底气去歧视南方了。据传，宋太祖曾立碑“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为相、内主用兵，用南人为相、杀谏官，非吾子孙。”成书于宋徽宗朝的《道山清话》也记载有太祖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南人补的坐吾此唐。

“不用南人为相”这一方针政策倒是在宋初两朝很好的贯彻落实了，但是在真宗时，发生了改变，宋真宗曾想任命江西临江军人王钦若为相，遭到时相大名府莘县人王旦的反对，王旦搬出宋太祖遗言“用南人为相、杀谏官，非吾子孙。”来震慑真宗，可实用主义的真宗哪里是遗言约束得住的，在王旦死后，王钦若登上相位。

从此，南方人也可以身居高堂了，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摒弃北方官僚对南方士人的偏见。就连历史上知名的文学家晏殊也深受地域歧视，寇准在为执政大臣期间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过“尤恶南人轻巧”，就是说啊，南方人喜欢偷奸耍滑，哪里比得上北方人耿直的意思。

江西抚州人晏殊被以神童召入朝廷，赐予同进士出身，这时候身居宰相之位的寇准又觉得很不开心，他委婉地说：“殊，江外人。”意思就是觉得晏殊是南方人，是不配这种高规格的拔擢的。晏殊还算好的，因为是江西人，江西在古代不算一个太有存在感的行政区划，中央、坊间对其蜚语也只是零零散散，不成太大的气候。

到了下一任皇帝宋仁宗，他提出“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的政策，朝廷才对南方士人的好感度提高了一丢丢。政治家范仲淹为苏州人，文学家欧阳修为庐陵人，哲学家周敦颐为道州人，他们皆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三君子皆萃于东南的局面，可见北宋时南方也是出人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