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上瞒下’这种事情在宋朝这种现象也是屡见不鲜，蔡京、王黼把持朝政之事，即便发生了席卷江南的方腊起义，女真人抢占燕京宋军大败，这等军国大事，他们皆可以隐瞒不报。甚至等女真人过了黄河，徽宗皇帝才知道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了。所以说只要稍有作为的皇帝都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以赵昺所知，朱元璋认为这是对于皇权的挑战，他便开始有心重新定义皇帝和皇权，而相权正是导致这些弊端产生的根源。在明朝建立之初，王朝的机构基本全部是沿袭自元朝的，对此朱元璋曾批评道：“胡元之世，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为可诫。”

因此，朱元璋先是废除了元朝的总管地方所有事物的行中书省，其在元末几乎如同唐朝的藩镇一般不听中央管辖，形同割据。于是他分别用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等三个机构代替。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行政和财政事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监察和司法；都指挥使司管辖军事防务。

三个新成立的机构直接隶属于六部，而不再对中书省负责，而后老朱将涉及六部三司的日常事务，直接移交到他本人手中，命令“天下奏章不得关白中书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给丞相的那个奏章副本免了，以后直接给朱元璋自己看以此来大量地消减丞相的职能。

接着朱元璋就剑指总理中枢行政之权的中书省，而作为中枢首领的丞相就成了祭刀之人。明朝一共有四位丞相，分别是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和胡惟庸。除了徐达成年累月在外打仗外，另外三位还是比较尽职尽责的，但刀却先砍到了胡惟庸的脖子上。

赵昺也觉得胡惟庸即使有过，其实也罪不至死，只是点背儿的厉害。彼时被削减的丞相地位已经岌岌可危，而认定宰相制度破坏了中央集权的老朱一心要废相，其正好身居相位，代表的相权和朱元璋心目中的君权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也就是说，不管是胡惟庸还是汪广洋当丞相，要么不做事被他嫌弃赐死，要么就是做事被他认为侵犯君权杀死，反正当时谁当丞相谁倒霉，他好是在这个倒霉位置上的倒霉蛋而已。而曾任丞相者，已经告老还乡的李善长，也难逃被赐死的下场。后来为了进一步集权，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大将军蓝玉谋反，令蓝玉也成了其刀下之鬼。

在最终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后，老朱重构中枢架构，定义中央的文官与武官首脑。先是设立了四辅官，辅佐自己帮他出谋划策。可不久又废了四辅官，自称效仿宋朝的官制，将四辅官改为大学士取而代之也就是所谓的内阁制度。在完成了皇帝权力的扩展与宰相制度的终结，老朱等于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及三军总司令，成了真正的天下第一人，并以最严厉的口吻教育子孙，决不允许再有“丞相”。

说道老朱的内阁，赵昺还是略知一二的，其实最早的内阁成员就是作为低品的皇帝秘书存在的，在废除了中书省宰相后，实际上承担了皇帝的政务大秘和顾问。这个职责后来又经过了二次划分，顾问业务也就是提交解决方案的任务划给了内阁，而拟定决策的文书业务交个了司礼监。

所以说内阁在明朝的政治体系中并非不可或缺的，实质上是文臣和皇帝之间的一条纽带，准确地讲，是替皇帝决策，如果皇帝想拿回来决策权力，自然就没法替了。因而明朝一代，内阁首辅的权力就像橡皮筋，皇帝强势，首辅就弱，皇帝弱势，首辅就“替”的多。

如此一来内阁发出的声音只能是皇帝的声音，国家的大事小情皆需要皇帝来做出决策，文臣们只是去执行，权力被大大的削减，再难以挑战皇帝的权威。哪怕是明朝最为强势的首辅张居正，“代行”君权的方式也不是制度化的公文，而是通过在地方广泛布置“私人”，形成一个个人关系网，才能把他的意志真正贯彻下去，如果没有这些自己人，他的政令一样出不去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