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赵昺觉得自己能够成功也是侥幸。他来到这个时代，正是国家沦陷，政治结构解体，军队崩溃的时候，他才得以能够重组军队，并将一些现代的理念融入其中。且在武器的选择上也并没有走的那么快，而是选用了比较低级的弩炮和火箭弹，并进行了改良。从而避免了军事改革中的血腥味，也得以顺利在初期实施。

随着地位的稳固和政治上的逐步成熟，赵昺也意识到军事改革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间的密切关联，为了避免政治斗争的危险性。且限于财政上的窘迫，也难以大规模发展工业技术，为了避免经济崩溃，他也只能退而求此次，采用‘小步快跑’的策略逐步进行。

引进现代先进战法上，也是穿越者必备的金手指，那么可否避开改革的难点，只是单纯引进战法呢？赵昺初时也是这个想法，可他很快发现这个办法虽然并不是不能，但风险也是同样存在。因为任何战法，都是有相应的时代背景。比如当时使用的装备，或者是地形，面对的敌人等等，可以说是非常繁杂。

况且在不同时代的战法战术，也有着一个非常大的隔阂，那就是本身装备技术、实兵训练和作战经验以及指挥系统的差异。如果从宏观角度来看人类军事历史的发展，在指挥上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便是军队在部队单位和不同兵种作战职能的细化。

换言之，战术和战法的发展，实际上本身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所不断进行的变化。且本身战术战法的实施，也需要士兵们长期的训练和在作战中进行磨合。因此除非面对的敌人，本身水平有限，因此新的战术战法，其实很难很快起到什么作用。

与此同时，将许多现代战争的概念，放到古代战争的环境下，其实本身也是一种“逆天”行为。因为现代战争在坦克飞机等武器发明之前，伴随着铁路、热气球还有电报的出现，因此在兵力投送，以及战场情报收集以及信息传递等方面，相对于古代早已有了非常大的颠覆性变化。所以近现代战争和古代战争在许多战术概念上，有着技术上时代的鸿沟。

比如在古代战争环境，尤其是在望远镜发明之前。军队统帅对于整个战场情况的掌握，基本都是依赖战争之前的有限侦察工作，以及往来于军队各部之间的传令兵，来不断对统帅汇报战况。然后统帅再对这些有限的情报进行分析，最后再做出判断。因此可以说，在古代战争条件下，想要对战争和军队的情况，做出像现代战争那样，做出详细的分析和判断，实际上并不可能。

另外古代条件下，统帅对于战场情况的掌握，往往都非常的模糊。而士兵们的作战习惯，加之本身模糊的战场情况，使得古代军队作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按照既定的作战习惯进行。任何改变既有作战习惯的所谓战术上的“奇谋”，本身都是高风险的行为。

因为没有军队的作战习惯和指挥官的经验作为修正，在进行“奇谋”时，战场情况往往就会变得更加不可控。只要稍有异动，那“奇谋”就会一下子变成“作死”。因此将现代战争中，本就建立在更加先进的指挥、训练，以及通讯和运输条件下的战术，作为奇谋在古代战场上使用，那么翻车的几率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所以战术战法的使用也绝不是可以随便就来的。这也就有了赵昺多次整编、训练军队，逐步推出‘新式’武器，并在实战中逐步完善军规和条令、条例，以适应新战法、战术，经过七年的磨合，才开始组建新军，完成冷兵器全面向热兵器的过渡。

当然这其中赵昺即经历了波折，同时也闹了不少笑话。他前世作为一个爱好军事的网虫在聊到古代军事话题的时候，也总是不免要谈及那些大大小小的经典战役，有时也会大发感慨，还不免要替古人担忧，想象战败一方的将领如果不使出那些导致败局的昏招，也许就能改变历史，带来新的可能。

赵昺在击键长叹之余，也常会提出了“我比古人聪明”系列的新想法，听闻近代德国总参谋部的种种神奇传说，便借此想象：如果在古代军队推广总参谋部制度，给那些将领们都配上参谋出谋划策，是不是就能改变历史上的那些战役的结局？

当设身处地后，赵昺才知道自己的自以为是是多么可笑，也深感受到了那些号称‘仿真’‘纪实’涉及到古代军事影视作品骗。才明白那些朝廷在选择将领出征后往往就成了甩手掌柜，军队出征后的各种事务则全部由将领亲力亲为，都只是制片人和导演不过是为了节省演员、消减成本，而粗制滥造。

可这也给了赵昺一种错觉，还以为古代将领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要一人承担几乎所有的相关事宜，整支军队的安危全都寄托在将领一个人身上。于是自然在讨论一些古代战例的时候，便自然而然会产生“如果安排一群参谋给这些将领，这些将领就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的想法。事实上，这个想法很对，也很好，可惜这么好的想法先秦时期的古人就已经想到了。

在秦汉兵书《六韬·龙韬·王翼》篇就明确写道：“王者帅师，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意思是将领在出征时身边应该配备有七十二名参谋辅助人员从旁协助。这些参谋辅助人员各有分工，包揽了从环境勘察到粮草计算等所有在古代军事活动中值得专门分派人员的工作。也就是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古代的将领出征作战都是要配备参谋人员的，除非他无人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