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清楚清流不断的上书，摘指自己穷兵黩武，反对继续对蒙元用兵，又对第二军在攻取寿州城造成百姓严重伤亡的事件穷追猛打，甚至提出不杀之不足以平民愤的言论。根源上还是担心武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从而使士人被边缘化，所以欲借题发挥打压武人集团。

对于北伐在计划之初，其实就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几位重臣也隐晦的表示刚刚收复江南根基未稳，粮草不足，应该缓而图之，将精力放在稳定内政上。赵昺也认为言之有理，也是担心朝廷财政困难，难以支撑大规模的战争，从而导致攻下来却守不住的结果。

所以在制定战略时趋于保守，将战争规模划定在江北一线，已夺取军事要地，重创屯驻两淮地区的蒙古军团为目标，从而实现缓解江南的军事压力的目的。而没有想到玉昔帖木儿的野心更大，居然想举两淮之兵再度攻取江南，导致赵昺预先制定的作战计划不得不随之改变，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战线也越过两淮，逼近中原。

战争的胜利，必然会造就一大批武人以军功进阶，进入勋臣之列，并步入朝堂。且在收复两淮之役中，赵昺任命了一批军中的将帅治理地方。而在朝堂派遣的接受新占之地的官员来源，不但有在太学‘回炉’的士子，也有熟知政务的吏员及从退役的军官，人数基本上三开。

按照赵昺的经验，新收之地往往在初期会有一个动荡期，不仅有敌人残军侵扰，且民心不稳，盗匪猖獗。这就要求接收的官员不仅有治理地方的经验，还要有一定的军事经验。毕竟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战线也时有反复，地方主官不仅要担负起剿匪缉盗，保境安民的责任，也要做好组织军民抵御敌军反扑，支援前线作战的准备。

而军中的虞侯、参军等文职人员，既有参与军事，又有管理士兵和后勤的经验，以他们作为安抚使、转运使，甚至知军、知府主持一地军政是合适的。且即便战事结束，也需要具有军事经验的官员戍守边境，抵御敌军的入侵。即便退役的军官也可在地方上担任都头、巡检、县尉、观察使之类的地方武装官员，承担起训练乡兵，维持地方治安等辅助主官的工作。

至于刚刚经过科举入仕的士子们没有治理地方的经验，难以承担起牧守一地的责任。所以赵昺让他们加入接收之列，正是让他们积累执政经验，为将来执掌一地打下基础。而那些沉浸官场多年，承担着各项实际工作的老吏，学术上可能没有什么建树，但是实践经验丰富，熟知法令和工作程序，处理繁杂的实务游刃有余，完全能胜任县级主官，或州府的辅官。

以这种三结合的方式组成地方接收队伍，赵昺以为完全恰当，既能迅速稳定地方，也能解决长期得不到升迁的吏员前途问题；还能让从军中退役的军官多了一条出路，从而减少征募新兵的阻力，鼓励现役的军官少了后顾之忧，且军人体系进入文官体系又能使赵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但是这个方案也触及了士人阶层的利益，使他们感到自己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传统的‘地盘’有失守的危险。他们知道小皇帝的地位已然稳固，想要似从前采取质疑其非正统来迫使他让位已经不可能，而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剪除他的羽翼——打击武人集团，从而使他失去强援，不得不重新重视士人。

因此反对北伐便有了一石二鸟的效果，而他们凭借的助力就是民间的力量。江南经过千百年的开发日渐富庶，尤其是宋廷南迁后海贸的盛行，土地被充分利用，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高点。但人终究是自私的，尤其是自给自足，信息封闭的时代，在没有触及个人利益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意打破这种‘仓中鼠’似的生活。

如此便导致江南百姓对北伐并不感兴趣，并持反对态度，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江北已成荒蛮之地，物产不丰，生活困苦，全仗江南的米粮养活。而收复中原后，朝廷自然要加征税赋来维持运转，如此便侵犯了自己的利益，对他们而言就等于变相的‘劫富济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