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与陈识时说的越来越兴奋，确切的说应该是亢奋，说他想说服其，倒不如说是说服自己。从蒙古人的性格说起，又上升到了对社会和国家的层面。

他分析说深陷自命不凡，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导致的蒙古人很容易被盲目的激情所驱使，计划去做一件大事，然而事前却很少会认真评估其风险和后果，他们认为这种评估是胆怯的表现。如果凑巧做成了，蒙古人会很骄傲和得意，认为天下所有的事不过如此，个人英雄主义的虚荣会得到很大的满足。

可如果失败了，蒙古人倒是很少像汉人一样诿过于他人，恶果便是蒙古人非常缺乏承认自身不足的勇气，自尊心和自信心在某种意义上很脆弱，如同坚硬而易碎的瓷器，脆性很大，失败后容易陷入自卑和自我怀疑，很容易一蹶不振，往往会自怨自艾下去，逐渐消沉。

另外由于蒙古人个个认为自己是不可一世的英雄，所以在蒙古人憨厚朴实外表的也导致缺乏协作和团结，妨碍着蒙古社会的统一和整合，此永远是蒙古文化中缺少的重要一环。在这种情况下，工于心计的异族统治者只要采用离间计，或者公开称赞或者封赏蒙古人中的一个部落，或者给予某个部落某种特殊的权利，就很容易在蒙古人中播撒下不和的种子，挑起蒙古人内部的争端，令其内斗，相互攻杀，从而达到弱化蒙古民族的目的。这也是在铁木真崛起前蒙古草原上的常态，只要女真人动点儿心眼，草原上就血流成河。

由此赵昺又引申到了‘人性和自由’的方面。从古希腊斯巴达克斯说出“我渴望自由”开始说起，认为人类历史上所有值得我们骄傲，感激的成果都跟服从没什么关系，服从和盲从也许会在一些方面会对效率有正面影响，但更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陈识时听着小皇帝侃侃而谈，其实却大多时候不明所以，别说不知道斯巴达克斯是哪位‘先哲’，连希腊国在何地都闹不清。因为此已经超出了自己所学，打破了过去的认知，甚至颠覆了诸多前人之言。可他却并没有觉得反感，反而觉得小皇帝分析的似乎很有道理，能沉下心静听下文。

说了半天，赵昺觉得已经把自己也说服了，这才觉得口干舌燥，喝了一杯茶才说出了自己的计划。他以为现下可以利用被俘的领兵将领原有的威压来统御自己的属下，接受大宋的封敕，为大宋征战。当然也需要给予一定的好处，比如可以保证他们子弟的安全，保留原有的领地和财产，并根据职务享有响应的待遇。

陈识时听了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毕竟这些人保有了领地和部众，若是再放权给他们，就有可能利用旧部临阵倒戈，或是提出非分的要求。若是条件得不到满足，就存在叛乱的可能，还是谨慎些为妙。且当下的归顺也是形势所迫，不能视之为忠心臣服，还是应有反制措施的。

赵昺以为其所言有理，他也随之说出了自己的安排，那就是取消蒙元的军户制度，编入民户，按照律法分配土地；而愿意入伍服役者，同样按照宋军的制度发放军饷，享有相应的待遇。他十分明白，战争战争不外乎争夺生存资源，蒙元士兵打仗也不过为了混口饭吃，并非是有什么崇高的理想。

现代有人说军户制度并非一无是处，起码可以让普通民众免于服兵役之苦，但是不知蒙古军制对于军户是何等残酷。“垛集军”制度是蒙元入主中原后的一大发明，它把三户民众组成了一个“垛集”，其中一户负责出炮灰，这户人家叫做“正户”；另外两户为炮灰提供津贴和补给费用，叫做“贴户”。

元朝又把汉人民户按照家产分为上中下三种，中产阶级的中户就不幸成了“垛集军”的征发对象。你家里有能拉得动硬弓的壮汉，那你家就成了所谓的“正户”，壮汉战死后，他的兄弟甚至堂兄弟都要立刻顶上。“贴户”则被弄得当了杨白劳，成了正户的债务人，一旦无力供养，元朝政府就要典当“贴户”的家产，保证“贴户”家破产都要填上军费的窟窿。

对待蒙古普通人，蒙古军制同样也是十分残酷的。成年男子平日为民生产，战时上马为兵，几乎是一生都要无条件的随领主征战。他们不仅要上战场出力，且要自行携带马匹、武器和装备，负担给养等费用，所以出征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结果往往是人财两空。平日还需承担为领主生产、纳税的任务，可以说是形同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