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争论又起，主持此事的陆秀夫不免忧心重重。他清楚大宋皇子行冠礼其实始于真宗时期，但并非是所有皇子都有这个福气；徽宗是冠礼复苏的主要时期，皇子基本都行冠礼。可南渡之后，皇子冠礼再度废弛，仅在理宗朝对皇子行冠礼，所以皇家是否行冠礼主要取决于皇帝的意愿，而非受礼法所制。

如此问题就来了，小皇帝主动提出要行冠礼，一者是其要遵从礼制，以免落人于柄，留污名于青史。但这么多年来，小皇帝行事又何曾谨遵过礼法，祖宗留下的那点儿东西都跟破抹布似的，用得着就抖搂出来，没有用了便弃置一旁。且其最不喜繁琐的礼仪之事，能省事就省事了。

若是这么一来事情就更麻烦了，那么小皇帝要求行冠礼就是故意捣乱，也就是为了第二个缘由——其不想大婚。陆秀夫知道小皇帝曾言‘鞑虏不除，不谋家事’，这其中亦就包括大婚之事。且他知道其对此次立后之事并不满意，若非太后一味坚持，其又孝顺，只怕早就翻脸了。

这么多年来，大家都知小皇帝行事，若遭到众人反对时，却又无力反抗时，就会故意搞事，弄得大家左右失策，最后还得按照他的想法去做。当下其要行冠礼估计就想到其中会有争执，且古制是二十而冠，那么他就又有理由拒绝行冠礼，而推迟大婚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也就成功脱身了。

陆秀夫越想越是这么回事儿，而问题是太后这次也是铁了心的要陛下大婚，其原因自不必多言，且已不让其亲政相胁，逼其就范。可前时应节严和刘黻奉太后之命前往集宁寺，亦想以此为由说服小皇帝，却不仅未能吓唬住其，反而被其一番弃国而走的言论吓了一跳，好生安抚，又以大义相劝才打消其这个念头儿，算是勉强应了。

当小皇帝回宫后，也是表现的极为恭顺，依照太后及大家的要求立吴氏为后，并安排了妃位。接着又开始变卖内藏库的物品筹措资金，以备婚事之用，还主动过问婚礼筹备之事。大家都为其已经转了性子而高兴的时候，陛下突然抓住了婚礼安排上的漏洞，发起了反击，而这个理由却足以能说服太后，其也不能违礼行事啊！

陆秀夫想清楚其中因果，不禁长叹一声，这太后与小皇帝娘儿俩较劲，却殃及了群臣，让他们是左右为难，上下不得。不过凭心而论，他还是希望小皇帝尽快亲政，当然这不止是因为其以自己为首相多年未动其位而心生感激，同时也是为国着想。

回望自小皇帝于先帝陵前继位之时，行朝屡战屡败，不得不避于海上。而陈宜中的出走更是再度削弱了行朝的实力，彼时张世杰以枢密使身份总领军政，众文臣或是依附，或是敢怒不敢言，说朝廷命悬一线并不为过。其这时力挽狂澜，大厦将倾之时，连败蒙元大军，才获得了喘息之机。

接着行朝琼州，小皇帝凭借自己的才智和魄力，不仅成功收回了权力，还解决了行朝中的诸多积弊，率领军民渡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其文治武功，不仅陆秀夫不得不叹服，满朝文武又有几人不敬服，可以说小皇帝的智谋和能力不输太祖，比之前朝历任皇帝强之数倍。

而当前小皇帝离朝‘休养’，太后临朝听政，朝中上下虽也运行平稳，并未出现什么乱子。但是陆秀夫明白，这不是太后有治国之才，恰恰是小皇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且其并未远离京师，仍暗中左右着朝政，使宵小不敢乱动。

可要是因为大婚之事，使得小皇帝迟迟不能还朝亲政，陆秀夫不敢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效忠陛下的军队会不会因此发动‘兵谏’，清君侧、拥小皇帝亲政。想得明白后，他觉得无论是为民为国，自己这个首相此刻都要站出来，即便触怒小皇帝也要促成此事，其这个婚是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

于是在集议上，陆秀夫说话了。他称旧制不可守，礼法也要应时而变。当年司马光正是顺应了时变修订了《仪礼·士冠礼》，对程序加以简化和变通，使之易于为上至君王朝臣、下至平民百姓掌握，从而能够推行天下。而朱熹所著的《朱子家礼》，不过沿用了司马光《书仪》的主要仪节，只是将冠年规定为男子年十五至二十，并从学识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而已，此外并无创新。

因此陆秀夫以为皇帝的冠礼应参照司马光的《仪礼·士冠礼》行之，且陛下乃是不世奇才，今又逢乱世，不必过分拘泥与旧制，而应顺应时事，尽快让小皇帝亲政，总领军政才是正理。其意思反正也就是说特事特办，国民乃是一切之本，国亡民散，什么礼节都是无用，眼下就是‘非礼’也要让其尽快亲政。

大家听了觉得陆秀夫的话不无道理，当下什么事情最重要？恢复中原，驱逐鞑虏才是重点，而为达成目标礼法也要为此事让路。而当年司马光重新修撰礼仪，也正是痛感于当时佛教盛行，对儒文化产生了强烈冲击，这次主张要在全社会复兴冠、婚、丧、祭等礼仪，以此弘扬儒家文化传统。他们为何就不能仿其行之呢？

大家统一了思想，事情就好办了，很快一份有关冠礼的实施细则就出台了。然后呈给太后御准，请了懿旨，便由太史局选好吉日，太常寺参考旧礼，官吏置办冠礼需要的相关仪物，在文德殿为皇帝举行冠礼。当然冠礼之前，要请皇帝奏告天地、宗庙，又遣使分别祭告社稷、诸陵、宫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