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对孙吴的长江防线进行了番研究，是因为其对自己面临的形势相似，但千年之后沧海桑田，形势变迁，他知道这些只能参考，却不能生搬硬套。而自己的身边人却有很多人都是本朝长江防线失守的亲历者，他也与他们做过深入的讨论和分析，希望能从中得到些有用的东西。

但是得到的结果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文臣归咎于武将不肯用命，临阵叛降；武将则赖文官只知内斗，事事擎肘，贪生怕死。还有人以为权臣操弄权柄，排出异己，打压良臣猛将，自毁长城；也有人说朝廷贪污腐化成风，文臣武将只知不择手段往自己兜里捞钱，导致民怨沸腾，官不思报国，将不愿效力疆场。

当然赵昺还知道他们有些话没说，不过潜台词却是皇帝昏庸，任用奸佞，挥霍无度浪费国孥，以致名不聊生，可这些他们不敢明说，自己也只能当做听不懂。反正结果就是谁也没责任，自己是最冤枉的一个，可他清楚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有钱了’，使得宋朝自上而下都不愿意破坏这种好日子，宁愿偏安于江南，复国之心已然淡了。那么谁提北伐谁倒霉，谁想复国谁下台，这却可称得上符合上上下下的民意了。

不过赵昺从众人的口中感觉南宋在江淮一带的防御，淮河、运河和长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淮河是第一道防线，淮河下游支流汇入淮河的河口多是防御的重点，尤其是黄河入淮的山阳、淮阴一带，夺取河口，便可以沿运河至扬州渡江。所以宋代淮东防御的重点就是沿运河至淮河一线布防。尤其是是滁州、真州，这是淮西和淮东过渡连接的地方，向南正对南京；也是北方军队从淮西或淮东方向渡过淮河以后有可能分兵攻夺的地区。

而长江被宋廷一直所看重，不仅是最后一条防线而需要宋军孤注一掷，同时，宋朝也认识到自己在长江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往往具有扭转战局的可能。首先能够利用长江，南京上游的驻军可以迅速集结援防，沿运河从容南撤，重新在镇江以北布防；另外沿江南的运河，江南的军队可以集结在镇江、泰州；甚至江苏、浙江的军队可以沿海路进入长江。

所以长江和运河河道的便捷，使宋军能够迅速调动江南甚至在江汉平原更大腹地内的军事力量；当然就近富庶的鄱阳湖平原、赣江流域和长江下游三角洲平原的物资，则能很便利的集结以保障军需；再有就是宋军水军的优势，在湖泽和运河地区，北方的优势骑兵多无法施展，虽然北军从淮东南下，并有渡江计划的话，最初预备的船只不会很多，更多的船只需要在到达长江北岸后加紧制造，仓促之际北军的水师相对不会占优势。

另一个方面就是赵昺问过的行朝中无论是朝中重臣，高级武将，还有那些在野名士，都对‘守江必守淮’格外推崇，认为要想保住江南必须要夺取江淮，且要确保荆襄之地。对此他也做了些功课，觉得不无道理。荆襄地区和两淮地区，因地理上的便利，具有能够互相援防的优越条件，这一点，增强了南宋在淮河和长江之间东西的宽阔地带有力阻击北兵信心和优势。

当然这一条件的实现的前提是，荆襄方面的襄樊的防守必须是稳固的。因为只有这样，原来作为荆襄后援基地的武昌、鄂州地区的军队，包括鄂东北黄、蕲、舒方向的军队，分别从长江和长江北岸的平旷地带分兵向东增援两淮和长江的战事，岳飞部下的部队就曾沿大别山南向东增援过淮西。

而且荆襄和两淮之间本身也安置了在两地之间就近增援的军队，这就是驻守在江州、池州的部队，他们的任务一是防止北方军队从大别山以北的光州地区，穿过大别山的间道，偷袭南下从鄂州和江州之间渡江，金军在南宋初干过这样的事；另一个任务就是作为机动部队，见机增援淮西；平时则作为稳固长江防线的重要力量。

赵昺这一世还没有机会实地考察过荆襄地区，即便现在也只在长江口溜达了一圈，更不要说涉足荆襄，一切只能从各种前人笔记和他人口中得到所需的东西，因此更像是纸上谈兵。不过这会儿又没有飞机，更没有卫星地图，加上沧海桑田，一切与自己所知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也只能靠书本和自己脑补了。

以赵昺分析荆襄地区被宋人重视的有三个地点，襄樊、鄂州、江陵，其中最重要的是襄樊和鄂州，后两者在古代南北对峙的时期的战略位置尤其重要。时人在比较川蜀、荆襄和两淮时，多把荆襄看作是中枢，中脊，而把川淮视为两翼。而让他不大理解的是宋金大规模的战争多是在两淮，金军较少把南攻的主力放在荆襄方向。

但是把各个地区的舆图拼在一起就能明白襄樊和鄂州在长江军防中的地位和战略意义。首先两湖平原是南方重要的农业经济区，而襄樊正是江汉平原的北面门户，襄樊和其以南沿汉江沿线的城市，郢州、德安府、黄陂等构成长江和鄂州以北的防御支撑，襄樊有失，则江汉平原以北难守，鄂州更是便直接遭受到威胁。

赵昺也就明白了襄樊和长江北岸地区的失守，便如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将使北军得以顺江而下，直逼建康。且可沿江北迂回到黄、蕲、舒等州后方威胁淮西，如此一来整个淮东和淮西的防御将不攻自破，两淮的军队只能最后撤至长江南岸，困守建康一地，打破原来相持的平衡，转化为隔江对峙，使南方军队陷入全面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