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在整个国家中拥有绝对的权力。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因此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就连西方的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称中国也属于政权，只不过跟波斯略有不同而已。可在赵昺看来这绝对是一种谬误，是胡说八道，起码自己现在就做不到言出成宪，而他的列祖列宗也对此甚为苦恼。

这几天虽然战事紧急，却是赵昺难得清闲的日子。而在这个时代及没有电影、电视，也不能泡吧，想出去逛街更是不能，于是读书成了唯一的选择，好在蒲家有一座藏书上万卷的书楼。他入府后便命人封了，令人将藏书全部搬到自己的座船上去，当然也从中抽取了几本以备无聊时解闷。

既然是用来解闷的，当然就不是那些典籍，那是用来催眠的。不过最适合解闷的自然是珍闻猎奇类的书籍，赵昺发现这个时代最八卦的就是士人了，他们还会把各种传闻记录在自己的笔记中，他选的也就是几本八卦笔记。而赵昺发现这些士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癖好，就是喜欢看本朝皇帝吃瘪，他们不仅详细记录下来，还加上批注，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他们‘变态’的心理，体现出士人的优越感。

骨子中还是个小民的赵昺初时看到那些皇家秘闻读的也是津津有味，可看着看着就觉的头皮发炸，脖颈子上冒凉风，意识到这些记录的可都是自己老祖宗的‘光荣事迹’，自己业已不是早前的升斗小民，而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了，那些被士人引以为傲的事情也需哪天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同时他也意识到列祖列宗们当皇帝的感觉肯定也跟自己一样——不能快意行事！

自先秦以降，权力逐渐集中到君主帝王手中，使得他们成为超越法律限制的人，一言九鼎，口含天宪，完全拥有整个王朝的对付几个文人的喋喋不休还不是小菜一碟。要知道，在此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士人，包括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御用“跟班”，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用，用不着时丢掉的“抹布”。而宋朝的皇帝们却没有一个能做到，反而受到各方的擎肘，很难如意。

赵匡胤时期，他自己觉得天天看到的只有玉石器皿，突然有一天想要使用一个竹子的，来一个生态感觉。自己提出了一个申请，二个月中书省还没有批下来。派人追问4次，回复竟然是否。理由非常简单，不合乎规矩、、、、、赵匡胤也只是摇头叹息，八格牙路，谁规定的呢？！

英宗皇帝是个极度无厘头而自私的人。正常人的思维都没有。在位几年就因为心胸狭窄自己气死了。但是，他创造了一个大宋朝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三年中，有六百零九项决定、任命、需要、想法、意见被中书省否定，拍死！

他要破格提拔他当太子时的亲信做河北运转使，被首相韩琦一班人马拍死！

他要破格提拔他当太子时的恩人做御史台大人，被首相韩琦一班人马拍死……

啪、啪、啪，听着都心碎，赵昺估计英宗皇帝就这么被拍死了！

宋仁宗想把张贵妃的伯父升职，一升就是四级。照说，在家天下的封建王朝，皇帝想升谁贬谁，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但这事儿还真有点难办。一、连升四级在宋朝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不符古制；二、张贵妃的伯父本事有限，难以服众。为了表示民主精神，仁宗就把这事儿拿到朝廷上去辩论，打算获得大臣们的支持。

没有想到的是，以包拯为首的谏官们纷纷反对这项提案，仁宗有些不高兴了。我想提拔自己的国丈，请你们商量，是给你们面子，并不是真是需要你们批准。你们怎能这样不识好歹呢？仁宗辩解了两句，可却招来谏官们更猛烈地回击。包拯讲到激烈处，居然用手在仁宗面前指来指去，嘴上的唾液星子直往他脸上溅。

仁宗那个气啊，可没办法，他只能忍着。自认倒霉。下班后，回到宿舍，张贵妃喜滋滋地过来问伯父升职的事情。仁宗终于逮到了发泄的机会，恼怒地说，“你丫就晓得宣徽使，宣徽使；你不知道有个包拯御史吗？”比包拯更牛逼的还得数寇准。有一天，寇准跟宋太宗讨论事情。两人说着说着就话不投机了。太宗很生气地站起来要走，却被寇准一把拉住袖子，不准走。太宗无可奈何，只好留下来，等事情处理好之后，才悻悻而去。

士人牛b，老百姓也牛b。南宋时官员庄绰到江西任职，路过赣州时，派吏卒购买日常用品，但当地人说他们所带的钱为宋徽宗时铸造，“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什么意思呢？他们认为宋徽宗是无道之君，所以，拒绝接受他的货币。这真是‘今有愤青抵制日货，古有民众抵制昏君’。当然古今行事高下有云泥之别，境界还是有高有低的。宋朝皇帝还曾做过更奇葩的事情，为了达成自己的心愿，居然不惜去给臣属行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