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只有想的到的没有得不到的，碰到神仙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赵昺因此获得些超能力也就不足为奇，如此一来即可以遮掩自己显露出来的马脚，也为以后继续施展找到了借口，赢得一批‘信众’，甚至可以获得一定的话语权，取得权力。

至于刘黻，赵昺以为他起初一直是半信半疑，而当自己摆出后世公认的‘象棋四大残局’时，其才有些意动，起码表面上相信了他的奇遇。至于信了多少，赵昺并不确定，因为那样复杂的棋局并不是一个初学者所能轻易破解的，即便是天才也得有学习的过程。

但不管现在刘黻信与不信，赵昺以为在其对天发誓保守秘密的一刻已经成了自己的人。因为他认为刘黻不是个愚直的人，否则宦海沉浮这么多年，也不会几遭贬官又被重新起复，而历史上忠义的人并不是都能善终的，得到的往往是死后哀荣。这表明他并不迂腐，且能审时度势的……

事实上，赵昺还是嫩了，刘黻比之他想的深远的多。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有‘士’的传统，在皇权的社会，统治者把教育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它不仅把读书人固定在这个轨道上，而且成为整个社会认可的价值尺度便以进入政治阶层成为官僚是最终目标，这不光是士人以求自保的必然选择，也是那些既想改善地位的平民惟一出路，形成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传统。

士人们进士及第、出仕为官，顿时以为可以扬眉吐气，风云际会，龙腾虎跃了。其实他们还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与困境。在理想与现实、良心与利益、精神与、尊严与屈服之间，曾经有着传统行为准则的士人阶层，已经变得进退失据了，变得迷茫和无奈。

刘黻这条忠君报国之路走得更加艰辛，他进入官场正是蒙古灭金南下，朝廷妖邪当道、忠良被贬、政治最为黑暗之时。其弹劾奸相，劝谏皇帝忧勤治国，不要逸乐丧志，结果不仅不被采纳，反而触犯了权臣，遭到了排挤和贬斥，数年后才被召还。

新帝即位，贾似道贬死，朝廷召刘黻为参知政事，但他以丁忧为名不赴。却在临安城破、朝廷投降之际毅然离家奔赴国难，来到福州共谋救国，就任参知政事，参与建立新朝，拥立新帝，希望能复国。

众多遗臣商议再建新朝，拥立皇长子赵昰为帝，尊杨淑妃为太后，封皇三子赵昺为卫王；迎陈宜中为左丞相；遥命在扬州的李庭芝为右丞相；陈文龙、刘黼为参知政事；少壮抗元派文天祥到来后担任枢密使兼都督诸路军马；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江万载为殿前禁军都指挥使，苏刘义为殿前军副都指挥使。

领导班子顺利搭好，太后垂帘听政，仍按谢道清嘱令老臣江万载暗中摄行军中事，统筹一切；公开则组成以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为首的行朝内阁，重整旗鼓，中兴朝政。与此同时，各地的流亡人士纷纷来投，各地不肯投降的守臣也向新君宣誓效忠，使新一届政府的声势稍有振作。

刘黻为新朝廷竭尽全力，但他很快发现福州政权的建立对南宋王朝来说，是其复兴的希望，但发现希望又十分渺茫。朝中虽然有像江万载、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这样的忠心耿耿、竭尽全力试图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大臣，但更多的却是无德无能之辈，并在稍稍稳定后便开始了新一轮的争斗。

而皇帝年幼，皇太后亦无政治上的野心及；左丞相陈宜中缺乏决断力和人望；右丞相李庭芝远在扬州；枢密副使张世杰光是军务就已忙碌不堪；枢密使文天祥之手中几乎毫无实际权限，为了不落人口实，他也不再前往行宫上朝。而另一个掌权者江万载却碍于重文轻武的祖制又不能太多的干涉文官政府的事务，实际没有一个具有压倒性权威及声望的人能够指挥朝廷。

面对日趋混乱的局面，刘黻也是干着急没办法，而随着内斗的升级形势更加恶劣。外戚杨亮节以国舅自傲居中秉权，张世杰与陈宜中议论不合；文天祥也因与陈宜中意见不合，被排挤出朝廷；宗室秀王赵与檡与驸马都尉杨镇先后被陈宜中赶出流亡小朝廷，苏刘义受压制，郁郁不得志；而陆秀夫更是有志难伸，处处受到陈宜中的排挤。

种种迹象表明流亡朝廷已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的作为了，刘黻虽然无可奈何，但他仍然勉力维持，尽一个臣子的本分。十一月，元军进攻福州，江万载、张世杰等率领十七万官军并携三十万民众，护送小皇帝赵昰及赵昺登舟入海，驶向泉州。在泉州因为张世杰处置失当，导致蒲寿庚发生叛乱，朝廷又急忙移于海上开始逃亡之旅。

而刘黻连日操劳，又突逢大变，急火攻心之下染上了疫病被送到了隔离船上，随着病情加重，他感到来日无多。刘黻并不怕死，在他踏上前往福州的那一刻便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是此刻他却万分不甘，自己苦读诗书就是想着一日能救民于水火，匡社稷于即倒，一展胸中抱负，而在这危急时刻他却毫无作为，只剩下无尽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