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很喜欢做梦，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传遍世界。

老福特也曾做过梦，他的梦想就是每一个自食其力的美国人都有一辆福特车，同他的家人一起在上帝的广袤土地上共享快乐时光。为了实现他的梦想，他创立了流水作业线。

老福特一直不承认他与泰勒制之间的关系，甚至说他的灵感来自于芝加哥的屠宰厂，屠宰厂是把一个个“部件”依次卸下来，他则是把一个个部件装上去。

但在实际上，如果没有泰勒倡导的标准化，如果没有甘特设计的控制图表，老福特的梦想只不过是梦想而已。

有很多东西，即便它一开始存在的目的是好的，可是到了后来却偏离了原本的意图，泰勒制的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工人的工资，每个人都想着不劳而获，工人在工作中的确实存在磨工的问题。伦敦的市政工程，几乎要干好几年，铺地砖的工人一天只呆在现场半天，就这半天还有一半时间是在聊天。

耶稣曾经打过一个比喻，在葡萄园工作的工人，每人每天能收到一个银币作为报酬，有早上来的，有中午来的，有的快收工来的，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

他们最后都得了一样的工钱，先来的抱怨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每天一个银币吗？

这个比喻说明了上帝有对做工人奖赏的权利，他想恩待谁就恩待谁，何况那些来迟少做工的人并非自己有意偷懒，而是他们没有找到雇主。

泰勒认为，生产率是劳资双方都忽视的问题，部分原因是管理人员和工人都不了解什么是“一天合理的工作量”和“一天合理的报酬”，管理人员和工人都过分关心如何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而对如何提高生产效率而使劳资双方都能获得更多报酬这种“双赢”的模式则几乎无知。

从1881年开始，他进行了一项“金属切削试验”，由此研究出每个金属切削工人工作日的合理工作量。经过两年的初步试验之后，给工人制定了一套工作量标准。这个标准称为KPI，绝大部分人在没有KPI指标的时候并不能在工作中做到自主性和积极性，资本家不知道工人一天到底能干多少活，但总嫌工人干活少，拿工资多，于是就往往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来加重对工人的剥削。

有了这个标准后生产效率提高了，而高效率是雇员和雇主实现共同富裕，工人完成了定额工作可以提前走人，如果他觉得有余力，想要挣多的钱，可以继续工作，多劳多得，使工人的贡献大小与工资高低紧密挂钩。

泰勒制定工作定额时是以“工人在不损害其健康的情况下”制定的，找出做每一步工作的最快方法，消除所有错误动作、缓慢动作和无效动作，将最快最好的动作和最佳工具组合在一起。

现代的KPI是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已经设置得比天还高，甚至到了让工人冒着猝死的风险去完成的地步。

泰勒设定标准是自己亲身实验过的，而在办公室里喝咖啡的“管理者”则完全没有去感受过。

他们一步步地紧逼，这一个KPI完成了，下一次再继续提高，为了抵抗，工人们又开始偷懒不完成了，矛盾又开始出现，而且资本家还有了借口：“你KPI没完成”，旁观工友忙着自己的工作，他们根本不知道同事经历了什么，于是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淘汰”。

填补他空缺的永远是年轻而便宜的工人，这些年轻人有体力和冲劲，就像初生的牛犊，和那些“老牛”可不一样。

35岁的人和25岁的人精力绝不是一样的，加上长期超负荷工作造成了疾病，老家伙们就会被“丛林法则”淘汰了。

雅各布有一个梦想，他想开一个烘培店，然而他年轻时参加一战，什么都没有得到，在战争中别的人多少都抢了点战利品，他却没那么干，回到美国后只能去罐头工厂工作。

这就是在战争中保持人性的代价。

他那个年龄在工厂里也干不了多久了，如果他没有遇到纽特斯卡曼德，还有他的鸟蛇，他也会和其他退伍一样被战争机器和国家机器给压成肉泥。

但丁的地狱里曾描写了威尼斯兵工厂，那里也是使用的现代化流水线生产，但波莫娜接触了一个兵工厂工人的后代，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生活得很痛苦。

相反，能在因为被黑死病袭击沦为地狱的威尼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食物，并且还有医疗保障、有书读，住在有围墙隔断，不用担心暴徒和病人的工厂里，他们觉得自己很幸运。

他们干的活也是有意义的，他们制造的船让威尼斯有了地中海最棒的海军，他们保护了“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反倒是不是生产的诗人但丁有问题，他干嘛老偷窥兵工厂？难不成是想窃取威尼斯的军事机密？

有一个中国作家曾这么比喻：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其实工作也一样，没工作的人想进去，被工作压得喘不上气的人想出来。

泰勒制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实行制度的人，他们自己亲身体验过自己设立的标准么？

中国有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梦想和现实混淆在一起了就无路可退，波莫娜抚摸着鸟蛇蟑螂堆，坐在贡多拉上，头靠着西弗勒斯的肩膀，看着那栋西班牙商人的房子渐行渐远，那两个洛林家的家养小精灵正朝着他们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