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党政府短暂的“武汉陪都”时代开始了。
这一年春节的武汉，满街都是军人，在三千里外的苏北，台儿庄大战正在进行，硝烟似乎穿透了广漠的田土，一路飘到武汉。无数集会、誓师、募捐、动员与青年的从军，构成了这一个特殊的春节。
在此前后，武汉军委会组成了一个代表广泛抗战力量的政治部，负责全国动员。陈诚、吉少山分任正副部长，下设三厅。
第一厅厅长，是刚刚从欧洲被召回、重新起用的贺衷寒。其主要负责军队动员，不过贺衷寒的这个任期，极为短暂。
第二厅厅长是康泽，负责民间、社会动员。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负责文化艺术界动员。
第二厅的办公地址，在武昌湖上园的一栋宅院的前院，其后院，就是等待被埋葬的、残余的蓝衣社办公地。
此时，蓝衣社还有最后的两个任务，一是筹备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全代会，其使命是把25岁以上的成员或转为党，或转入戴笠组织。25岁以下的成员，则转入三青团。
另一个任务，是利用最后的，在10个省市，各招募两千到五千名青年，并负责对这几万人进行训练，以充实军队基层和地方行政。这就是后来“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的雏形。
为准备全代会，蓝衣社又召开了一系列的干事会议。大多数的会议，都是在武昌建国路的干国勋寓所进行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直到此时，这个行将寿终正寝的干事会，还鸡飞狗跳，甚至不避外人。其最后一次会议，在汉口姜瑞元新任国民党总裁的官邸里召开，已被内定为三青团书记长的陈诚，与党部的陈立夫列席会议。
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争吵最厉害的一次。
康泽担任这次会议的主席，但他丝毫不能控制会议。几乎一坐下来，丰悌就大发厥词。他把矛头对准了刘健群，当着陈立夫的面，厉声指责刘健群吃里扒外
整个会议室里，都能听到丰悌的嘶吼声打算把组织卖给党部”
此语一出，在火并中与陈立夫结下深怨、刚刚从监狱里侥幸活命的任觉五，不改他的好事本性，带头鼓掌。登时会场掌声一片。刘健群、陈立夫都极为尴尬。
随后，戴笠也落井下石，他指责刘健群在他们这些黄埔学生中，四处挑拨离间。因此，组织涣散的责任，十有八九应由刘健群承担。最后，他厉声叱骂刘健群没人再信你的鬼把戏了你完了，做和尚去罢”
戴笠有没有想到，他的这句话，会是刘健群此后几年命运的极其准确的预言？会议就在这样的乌烟瘴气里结束。
也是在这一片的乌烟瘴气中，1938年5月16日，蓝衣社的全代会，在原“两湖书院”旧址、当时的武昌大江中学开幕了。
全代会开了3天，5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贺衷寒、康泽、刘健群分别担任这3天的大会主席。蒋介石，这个成也他、败也他的蓝衣社萧何，发来了一封贺电，为蓝衣社正式的入土为安，掘下了第一铲泥土。
这封贺电在大会中被宣读，称“不在党”的力行社、同志会成员可自由入党，复兴社可自由入三青团。但在大约50万名的蓝衣社成员中，转入党的很少很少。即使是戴笠，也懒得办理一个手续，加入党。
有大约10万人，要么留在了沦陷区，要么早已和蓝衣社失去了联络。在转团问题上，邓文仪和康泽，又进行了蓝衣社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争执。
邓文仪主张集体转团，而深谙组织三昧的康泽，力主个别入团、严密审核。但与会的绝大多数魁首，都把这个会议当作是走过场，他们无心细议。
于是，在他们的劝解下，争执难得地迅速平息了。“转团问题”最后采用了折中方式，即人员个别鉴定、但不拆散原蓝衣社的地方分支社建制。一个个复兴社地方组织，一律直接转为三青团的当地组织。
这样，30余万名复兴社成员，绝大多数都转入三青团。这股势力占据了筹备中的三青团大约四分之三的比例，它也是胡宗南始终担任三青团最关键的组织处长，康泽在此后7年、始终代理这个职位的权力基础。
不过，最大的赢家仍然是戴笠。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全代会前后，在武汉，一个新的特务机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设立了，蓝衣社特务处成为该局的主体。这个机构的首任局长，是一个叫贺耀祖的老牌军人，戴笠任副局长。
但几乎从军统局成立的第一天起，所有听闻过它的人都仍然简称它为“戴笠组织”。
转为军统局后，这个权势熏天的上校，总算又晋衔一级，成为了少将。一直到戴笠失事丧命的时候，他的军衔还只是少将。但那时，他已成为除姜瑞元之外、南京政权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整个权力顶峰上王座背后的影子。
在这次会议上，戴笠还实现了他自兼并调查课、特务处“大跃进”之后，组织的第三次大膨胀。蓝衣社剩余的大约八九万人，被他的组织一股脑儿地全盘接收。
其中三四万人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各类特务，另外五万名“忠义救国会”成员，则将在戴笠的主持下，组成编制为五个军的“忠义救国军”。也就是说，只要会议一结束，戴笠组织的内外围成员，就将达到十三四万人。
1938年5月18日，由宪兵森严警备、紧闭了三天的武昌大江中学大门，终于开启。500余名代表步出会场，一些人边走边窃窃交谈，一些人脸上有着怅然若失的表情，更多的人，则说不清楚是喜是悲、是轻松还是沉重。
第一个步出大江中学大门的，是蓝衣社第七任、也就是最后一任书记长康泽。迈出会场的一瞬间，傍晚的夕阳，直面照射在他的面容上，使他眯起了眼睛。这一刻，这个35岁的魁首，忽然感到有些茫然失措。
事实上，随着这个会议的散会，蓝衣社就终结了。于是，这个一生功利、务实的人，也终结了他原本还多少残余的青年气息。从此，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彻头彻尾的官僚，在民国这堆散发着腐烂味道的大餐上，尽情地吸食着权力与失意、荣耀与沉沦。
这个终结，是康泽一生的标志性转折。是这个终结，使他在此后7年，一直像护窝的母狼那样，龇牙咧嘴地守护着三青团代理组织处长的权位。
7年里，他使三青团从40万人急剧扩张到150万人，成为纪律、行动、能力都远逾党的一个组织。
但也因为这个终结，渐渐认识到他的性情的姜瑞元，始终以一种“其才可用、其品不足信”的心态来面对他。以至于始终吝惜着一个组织处长的正式任命，这个正式职务，一直在一天都没过问过三青团事务的胡宗南的手上。
康泽以别动队的模式来组织三青团，可这种痕迹如此深刻，以至于许多年后，海内外都还一致认为，三青团是一个“准特务组织”。
也是这个情结、这种性情，使康泽在7年后，以一种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厚的姿态，阻止着姜经国的渗透、操纵三青团。
康泽之后，步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六任书记长邓文仪、第五任和第三任书记长刘健群，以及第四任书记长丰悌。
邓文仪快步出大门，如果说康泽的加入蓝衣社是因为“有得有失”而在组织解体之际只是茫然失措的话，那么回顾在蓝衣社六年多的风雨，邓文仪所感到的，一定是一片的怅然空虚。
这个33岁的青年，在20多岁的年龄，曾经是令人侧目的“天子近臣”，使无数人羡慕、妒忌。他也是蓝衣社在曾扩情之后、最主要的赞助者之一，但这个一度风云、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使许许多多地位远不如他的青年，开始崛起、发迹。
只有他，却在武汉反腐以后就每况愈下。先是一场“机场大火案”使他丢掉了一个最大的特务组织，继而，在西安事变中的盲动，更使他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