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政训处长贺衷寒因此有“严重责任”。贺衷寒之后，是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的曾扩情。他早已王曲的“异动”，曾整理密报。但密报到达姜瑞元侍从室后，如石沉大海。曾扩情也就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不再过问王曲事务。

到1936年秋天，西安已成为“反政府言论的大本营”。9、10月间，在南京，张汉卿幕僚黎天才甚至以开玩笑的形式，对与他私交很好的刘健群说过，“刘，副司令快要‘红’了。……”

奉军的反姜态度已极为明显，但深陷于腐败、倾轧、官僚主义泥潭的蓝衣社，却断然想不到东京“皇道派”军人式的兵变，会在西安上演。

12月12日子夜，西安、临潼两处的枪声一起发作。大批军人迅速占据了华清池、西安省党部、西安警察局、政训处、铁路局、电报局等据点。在警察局内，他们还查获了一个蓝衣社“特别行动中心”，没收了文件和电台。

兵变在3个小时内就终结了，但失去控制的乱兵，使这一天的西安，一片混乱。

第一个死于乱兵枪口下的，是接替蒋孝先担任宪兵三团团长的杨震亚。西北时期，杨震亚得罪了大批奉军、西北军官兵。

半夜时分，一伙叛兵冲进他的房间，将他的热身子从被窝里拉出来。一个兵用手电照了一下他惺忪、惊慌的脸，说了一句“没，就是他”，另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他的脑门就是一枪。

死得更惨的是蒋孝先，杨震亚与奉军的结怨是在西北。但早在北平时，一贯以“天子近臣”自居的蒋孝先，以禁绝贩毒、检查军纪等名义，屡屡闯入奉军军营，得罪了许多人。

这一天半夜，他和警卫从西安驱车到临潼，路上就叛兵的层层岗哨，他却以为是蒋介石的警卫岗哨，丝毫没有疑心。

临近华清池，岗哨越来越森严。蒋孝先隐约发觉异常，但一群叛兵已拥了，询问他的姓名。他仍旧大咧咧地回答，话未落音，密集的枪声响起。蒋孝先和警卫都身中几十弹，几乎被打成一个筛子。

随后，衣裳不整头发蓬乱的肖赞育和曾扩情被关押进陕西交通银行地下室。

特务处的王新衡10日才抵达西安，此时成了遭殃池鱼。他被关押在乱糟糟一片的西安警察局。在这里，特务处西北站几十人员、政训处几百人员、别动队近千人员，像羊肉串一样地被麻绳连着，在大批看守森冷的枪口下，密密麻麻地蹲了一院子。

覆巢之下无完卵，当夜，在兰州的于学忠同时动手。一队军人冲进甘肃政训处大院，像抓鸡一样地揪出了躲在里头的赵龙文。随后关闭城门，进行全城大搜捕。

西北蓝衣社的首脑中心被一举摧毁了，姜瑞元苦心运营的大势，一日而蹦。

天亮之后，张汉卿押解着蒋介石，从临潼进入西安。此时飘零着雪花的西安，街道仍然是湿漉漉的，但街上除了横冲直撞的叛兵外，空无一人。店铺的门板不敢卸下，居民不敢出门。

枪声仍然零零星星，杨虎城的西北军部队本就是多为土匪，纪律较为松懈，其所属的一伙士兵，先后洗劫了几条街道。另一伙人冲进了西京招待所，逮捕了几百名蓝衣社人员后，甚至顺手把一个美国记者的钱物劫掠一空。

这混乱的一夜，究竟有多少蓝衣社人物被枪毙逮捕？没有人能够。

别动队的西安负责人公秉藩，几乎是枪声刚刚响起，就在城里的一处民房潜伏了下来。搜捕结束后，他化装成赶驴人混出城门。然后又变卖了驴用作盘缠，逃到洛阳。

别动队的另一负责人唐汝昌，在事变当夜趁乱逃出西安。他一路鼠窜，到达陕西商县后才给康泽打汇报事变。

马志超则趁乱化装成一个，连夜逃出西安。

兵变当夜，叛兵立即控制了西安电报局，西安与外地的通讯被全面切断了。但这一夜，仍然有一份绝密电报，飞越重重关山，把消息带到了朝天宫、鸡鹅巷53号。

这是西安事变的当夜，混乱的局面已经在先进的无线电通讯设备下，将无限的恐惧与不安从西安传递到了国家的另一端，帝都金陵。

当夜，在无数报童“号外”的招摇叫卖声中，数以千万计的民众纷纷驻足，掏钱购买报纸。他们都在各大报刊的显要位置，看到了这份通电文稿。

也是这一天，桂永清率12000余人沿铁路急速渡过长江。在军列前头横冲直撞的，是一批装甲战车。与此同时，洛阳飞机也第一次出动，呼啸过西安上空、投下通电传单。“轰炸西安”的阴霾，重重地压抑在叛军的心头上，内战似乎不可避免了。

但此时，一个人出现了。这是一个既有贵族的骄横、也有基督徒的宽容与真挚的人，是一个与蒋介石一样复杂、一样被众说纷纭的。她就是宋美龄。

此时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个弱女子以罕见的勇气和决心，去对抗无数叵测的居心，并去斡旋西安的数万叛军和陕北那已获得命运启示的赤军暴徒。

她是否能改写了的命运，这或许并不是一个难以渡测的问题。

事变当夜，宋美龄在上海。她匆忙搭乘夜车，于13日清晨七时赶到南京。随后，她参加了依然通宵达旦、脑满肠肥的会议。

13日晚的会议，因为这个的在场，比前一天更加不堪，贯穿整场会议始终的是一百多名达官对这个进行的彻底羞辱。

当夜会场，“闻左右偶语，竟窃窃私议委员长已不讳”。许多人悄声责骂姜瑞元无谋、专横，是“独夫”。而她刚刚开始发言，就有人对她的与会进行攻击，质问她的资格。

出身名门的宋美龄心系安危，此时也只能忍气吞声，回避了那不屑的口气，随即声明，她是“以一普通国民”的身份与会，虽然地位微不足道，但自信代表相当部分的人心民意。

戴季陶提出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

宋美龄则抛出了更实质、思谋更深远的观点，来提醒与会者……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孰能领导全国者乎？”

这个观点捅到了与会者的心病，于是乎群情激昂，主张纷杂。一些人确信姜瑞元已经被杀，一些人说“国家存亡应重于个人之生命”，还有一些人，更说到“一妇人耳，仅知营救而已”。

会场态度对宋美龄极其不利，嘈杂的声音平息下去后，她进行了她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明确了“兵临城下”、但“不战促和”的解决主张，“……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

她深知的安危才是最重要，不能让党内部的权力倾轧而使得国家又重归的分裂。当日袁世凯身死，北洋军阀割据中国的纷乱局面，就足以让人胆颤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