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会里面的许多人，包括现在的李宗仁在内，大多数人的主要见识还是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的那种分配模式。

中央集权和强人政治，这种体系的好处也不是没有，尤其是在这个乱世之中。不择手段的积蓄力量和集中全力，整个组织才更有凝聚力，从而在乱世中存活。

袁世凯如此，孙逸仙如此，即便是随后的姜瑞元，也必须如此。如果没有智能工厂这样的宝物，钟泱想必也只能走上相同的道路，不然不足以成事。

甚至为了在国内建立政权，还必须向列强妥协。当年孙袁的斗争，与其说是南北之争，不如说是袁世凯和孙逸仙于他们的日本主子面前比拼各自的卖国本事罢了。最终，袁世凯还是没能跨过那条底线，结果就是被泼了满身脏水。

孙逸仙卖得够彻底，反而混得风生水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出现这样的情况，钟泱丝毫不觉得奇怪。大量的日本留学生充斥着中国的精英阶层，有这样的社会舆论导向也不足为奇。

况且，当年中日之间的冤仇也仅止于甲午，还没有亡国之恨。除了少数有眼光的志士，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把日本当作自己的**导师，甚至于孙逸仙本人，其组建的**党大本营本部，也一直设在日本。

混到了军阀的位置上，不卖国的基本难以坐大，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

别看战场上主要的伤亡依旧是仰仗刺刀和肉搏，实际上，武器装备才是主宰着胜负的关键性筹码。想要在这个工业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古老国度，获得充足的枪支弹药补给，不靠列强的帮忙根本就是难以完成的事。

主要的军火需求完全依靠向列强购买，尤其是大口径的火炮和炮弹，根本就是千金难求。正如这次孙逸仙的北伐军，如果不是依靠有着日本军部背景的商业公司资助以及苏俄的筹划，他根本就组建不起一支像样的军队，更别说来广东挑动是非，驱逐陈炯明了。

所谓的工业时代，需要的是一种更加合适的资源分配模式，也就是商业化，依靠商品经济本身的流动性，去激发社会的整体活力。

这种优化过的资源分配模式，在一开始表现为自由主义经济，比起强权政治体系而言，无疑更适合当下的生产力水平，符合当前时代的主流。

政治属于权术，霸道也好，王道也罢，本质都是一种强权政治理念。带有直观的掠夺性和思想上的强迫性，这种做法即使见效再快，钟泱也不打算采用。

有着智能工厂，根本就不用行这种权谋之事。

无论领导者如何优秀，这种体制本身会对民智和民生造成压抑，这种压抑会导致生产力的效率无法达到最优化，甚至连勉强合格也很难，最终压制了科技的进步。

商业社会至少还是再表面上给予每个人机会，但政治社会明显就是剥夺了下位者晋升的权力。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教育的普及，许多有才能有野心的人会不断起来冲击着不合理的社会架构。

商业社会的上层主体重视经济利益，能够有效的吸纳新人，从而缓解这种冲突。而强权政治就很难了，依托着核心团体成立起来的“血缘宗族”或者是“思想宗族”，都会本能的排斥新人，甚至连表面的机会也不给。

而且再对待科技的本身，商业体系对技术的渴望，比政治体系更深刻，日子久了，双方的生产力的鸿沟将难以拉近。

而在钟泱看来，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法治与人治的区别。

商业模式注重实利，并且因为利益的缘故更愿意再体系内部实行法治，以达到互相约束和妥协的效果。至少再面子上，大家都是要守法的。

可强权政治则不然，比起实利而言，这种体系更在乎权威，也即是俗称的面子。这绝对不是脑残，而是本质决定了行为。因为集权的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分配模式，即使一开始是合理的，但第二代开始就基本上是极端不合理的了。

因为有才能的人难以被提拔，想要站上高位却只能依托关系网。最重要的一点是，人治最终必然会导致权利阶级肆无忌惮的践踏法律，无论出多少个包拯，都改变不了这种情况。

这和人的道德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和体系的本质有关。权威的维系，必然要求对下位者的压迫，并且不能容忍任何反抗。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各种人性的丑态将变得难以约束，甚至是一种纵容。

对特权阶级的纵容，放眼中国，何处不是这样的景象？

钟泱如果当上了这种所谓的雄主，一时之间自然风光无限，见效神速。但须知，当建立起这样一种体制之后，想要停下来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因为从一开始，追随于你的那些下属和亲人，全都依靠这个体系获得利益，正所谓众怒难犯，你如何改之？要么随波逐流，要么身死族灭，别无他途。

难怪古人有言：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果然是老成之言，当是睿智。

作为古文会的会长，钟泱手上看似没有实权，实则拥有着智能工厂，就已然立于不败之地，何须再去索要那些世俗的利益？

军队的事情，交给参谋部的一众军官处理就好了。军队的身体训练和精神塑造，都有着章法和尺度。凭借着工业时代的商业利益分配方式，以及知识教育本身带来的见识，钟泱无需害怕兵为将有这种情况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