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些年，黄景达是王国鼎的秘书，何天明是王国鼎的参谋。现在，何天明已经是山阳市的常务副市长，而黄景达离开王国鼎后，已先后经历了西山县委组织部长、西山市委副书记的任职变化。可以说，这两个人，都得到了王国鼎的重用。

为了巩固自己身边的力量，方致远被调到了市委办，担任了市委副秘书长。他是分管文字材料的。程大同当年被抽调到了市委宣传部后，进步很快，现在也是副处级干部了。王国鼎也把他调到市委办，职务也是副秘书长，他分管的是综合协调。

眼下，王国鼎也很看好吴天然，希望他将来能大有作为。

而作为吴天然，他也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做好对王国鼎的服务工作。

比如，2000年8月，《南方周末》用头版大篇幅报道了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的新闻，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三农”问题旋即成为媒体及广大受众关心的热点。“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句话被反复引用，成为一时名言。

吴天然是在第一时间，就把李昌平的上书事件前前后后，系统地整理出了一份材料，供王国鼎参阅。

王国鼎看了，很受震动，也很欣赏吴天然的尽心尽力。

原来，在2000年3月2日，湖北省的一位农村基层干部“含着泪水”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开头就有一种“震撼”效果：“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这封信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亲历亲见历数当前“三农”问题的严重：“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我在农村工作已有17年，先后担任过四个乡镇的书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过。我不知道全国的情况，至少我说的情况在湖北省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在农民太苦了！农村的工作太难了！农业潜在危机太大了！”

信中还开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药方”：“一、坚决刹住浮夸风”，“二、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三、强化群众监督，严治**，确保政令畅通，取信于民”，“四、鼓励改革创新，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路线，制定结合实际的农村政策”。这封4000余字的信的最后说：“现在问题成堆，不改革没有出路。联产承包责任制要完善，农村负担办法要完善，县乡机构要改革，农村基层组织要创新，工作方法方式要创新……‘稳定压倒一切’被一些人片面理解，以为稳定应该压倒发展，稳定应该压倒改革。中国有十亿农民，农民最有创新精神，农村的基层干部最了解农村的实际，很多人也有很高的学历和很强的能力，应给予他们讲台和改革创新的宽松环境。农民和农村的基层干部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很多文化产品把他们贬低得一钱不值，其实他们艰难，甚至忍辱负重地支撑着整个国家和民族。农民用100亩地的纯收入养活着一个国家干部，自己却外出打工谋生。基层干部受尽各种屈辱完成各种税费，自己工资却无着落，拿着‘白条’回家过年。如果县以上领导干部都能像王任重同志那样，每年能在乡镇工作两个月，和他们一起研讨问题，探求政策，我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就不会发生，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决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这封信在上层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不久，一个直接来自北京的中央调查组避开监利县委县政府到了棋盘乡，就李昌平反映的问题展开了调查。调查结果，李昌平反映的问题属实，而调查组所见的一些问题甚至比李昌平反映的还要严重。5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送到了朱镕基的案头。朱镕基看了报告后批示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做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干部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他还请中央的其他领导宝同志阅示，并请计委主任、财政部长认真看看。抄报湖北省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