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答案是“制度”使然。世界上没有劣等的民族，只有劣等的制度。

萧宸经常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华夏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索取生活资料。在仕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中，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失败的“零和博弈”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或发展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多样，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互利；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或发展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赤膊上阵，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jī烈，这乃是从古至今华夏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海官术出神入化，社会周期动dàng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当今的国家政策取向，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举国上下各级政fǔ无一例外全都在那里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动力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制度性后果，使个人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即使一度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在国家的暴力机器面前化为乌有，华夏历代的开国功臣的悲剧正是根源于此。

在漫长的华夏历史上，像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有名的良将或谋臣，为其效忠的帝王都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利。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华夏历史，与传统的华夏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的制度安排使所有的人都是弱势群体。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sī有财产权，在华夏已往的历史中，除皇帝一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其实，就当代政治学的定义而言，华夏的皇帝们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人。

即使在当今华夏，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máo将焉附”，说的就是华夏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萧宸始终认为，归根结蒂，导致华夏的知识分子永远扮演这一悲剧性角sè的罪魁祸首，就是官出上级和国家垄断了利益供给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统一华夏之后，华夏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政权之上的“máo”。在一个政fǔ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fǔ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之，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

尊严与饥饿无法友好相处，如同冰炭不可同器。华夏传统社会的铁则是：主宰一个人的薪给，即可主宰其意志。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利，就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利。只有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才能有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经济上不独立，靠巴结hún饭吃，道德上就很难守节。而个人失去独立之人格，思想听命于雇主，不问是非，党同伐异，则根本无法产生公民社会。

所谓“公民社会”，是一个自然演进的概念。它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权的城邦公民的社会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纪，公民社会演变为西欧独立于封建领主体制之外的商业城市文明，意味着不受封建义务和神权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由空间。到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启门g阶段，西方公民社会的内涵逐渐趋于丰富，加入了政治民主、权力制衡、社会契约、思想多元等内容，成为独立于国家的sī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它以一系列独立的民间组织、政党、社团、俱乐部、沙龙、学校、教会、工会、行会、通讯、出版、新闻、慈善机构等作为自身存在形式。公民社会介于公民与国家这两极之间，既是联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也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同时对皇权和政fǔ形成了有效的制约。

英美等国成熟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约翰.洛克的“社会在国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会力量强于国家力量和政fǔ的力量。作为个体的公民是现代国家中最小的元素，公民社会则按照非强制、非暴力原则调节公民个体间的关系，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组织形成若干更大的单元，从而具有个体公民所不具备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具备若干个组织的有形力量，而且还因为公民个体中对sī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拥有无形的力量，并化解掉大量公民个体之间的矛盾，使之难以孕育成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可见，一个发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会，不但可以有效地抵御来自政fǔ的权力对公民人权的侵犯，避免政fǔ“权力无边界”的情形出现；而且也会起到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的作用，从而也就使得潜在的极权主义者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乃至没有市场。

而华夏在它的有记载的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独立于皇权和国家及其政fǔ的公民社会。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会。华夏的政治体制迄今为止，一直是一种缺少变化的，不允许出现内部竞争对手的铁板一块式的政治结构。任何一个既往的王朝或当代的历届政fǔ，从来都不会允许批评其权威的独立自治的社会组织机构产生，与此同时，它也逐渐发育出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层，并建立了一种能适应现实的变化和吸取成败经验与历史教训的某种机制。

另外，华夏也没有可比之于西方天主教会之类的拥有长达十几个世纪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的宗教组织这样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组织。当华夏管理国家的上层与草根下层，有一种合理的吸纳社会精英的有效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时（如过去的科举制度），来自草根阶层的诉求和愿望就能够通过那些科举入仕的精英带入高层而成为国家的政策，当这种上下联系的有效管道被截断后，上下必然阻隔，社会逐渐断裂，国家走向失序则是必然的结局。

萧宸在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前，是拿双学位的，其中就有法律。当时他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华夏社会，历朝历代的政fǔ面对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抗争，习惯于采用政治高压乃至暴力手段敉平社会反抗，而不是通过利益博弈的机制达成妥协。

由于华夏社会在传统上就一直缺乏制度性的上下沟通渠道与下层对上层发泄不满的渠道（这从当今的信访制度设计流于形式可以明证），一旦出现下层针对上层的暴力冲突，平常在高压统治下沉默驯顺的的羔羊们就变成了嗜血成性的暴徒（原因是乌合之众人人都想搭便车而不受惩罚），从而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发展到极端就只有天下大luàn一条路走到黑。

而在西方国家，因为有长期的社会自治传统和合法的反对党存在，社会是不容易走向失序的，即使出现局部的动dàng也很容易通过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话而使社会归于平静。它们的在野党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就是为了防止政fǔ危机演化为全面社会危机的有效防火墙。例如，就连意大利这样一个黑社会曾经非常猖獗的国家，其在50年间，居然发生好几十次政fǔ危机，政fǔ的平均寿命竟然不到一年，50年间居然产生过60届政fǔ，然而其政fǔ虽然更迭频繁，但对民众和社会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其他像法国、英国、德国等也发生过频繁的政fǔ更迭，国民早已习以为常，民众的生活也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消极影响，人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样的事要是发生在华夏是无法想象的。华夏自古就有“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的说法，一旦政fǔ垮台了，非天下大luàn不可。

华夏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空间，更没有西方国家的所谓随时可以接管政fǔ的“影子内阁”，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不可能有现成的替代品（自治机构或组织）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维持秩序，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政fǔ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秩序。华夏的近代的国家制度，其实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破坏机制被暴力最强者所启动，终将不可挽回地走向毁灭。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曾提出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诺斯说过：“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这也正是无数大陆的华夏人，看不懂宝岛的华夏人在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所谓“luàn象”的根本原因。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活力发挥，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和受益于该制度的组织和个人，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则会尽力去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制度失效的状态，整个社会发展则陷于停滞，这就是所谓恶性的路径依赖。

如果用诺斯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华夏的政治过程，可以发现华夏的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现象。

其实，无论中外，政治活动都是集体性的，都有其运行成本，只是有的成本高，有的成本低而已。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是经常的和强烈的，其对制度的依赖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所导致的是个人和组织均有强化既存制度的倾向。在华夏，由于政治的复杂性和低透明度，使得从上到下的人们对政治变革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因之，任何掌权者在制度变革预期不明的情况下，草率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正是为了避免承担因制度变革而引发的高成本，华夏的决策阶层历来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效状态，这也是他们首选的最保险的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导致前苏联解体的莽撞的戈尔巴乔夫在华夏的决策层不受推崇的原因。

萧宸还很明白的是，在华夏，政治变革之难还表现在，政治过程中的观念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华夏人无论是高踞庙堂的达官显贵还是行走在丛林草莽中的绿林好汉，当他们关于社会、关于制度、关于道德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加以改变，其原因是像华夏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型社会，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建成本非常高昂。当华夏民族这样一个超大族群对政治、对制度的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fǔ某些基本政策一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定型，谁要试图加以改变是及其困难的。

只要回顾华夏历史就很容易发现，无论谁当国家的统治者，其制订制度和政策时，总是希望限制和遏制自己的潜在后继者在继承大统后，改变自己所信奉的那一套。这也就是华夏的宪法序言越写越长和无论哪个最高领导人都喜欢说自己所钟情的制度趋向100年、50年不能变的原因。因为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历史意识的政治家，他在台上时总是会担心自己政策的掘墓人在将来掌权后，改变自己一手制定的治国方略。他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也会在制度的设计上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所以，口头上说说制度改革易，真正做起来其实非常难。华夏政治的这一特性，使得华夏的国家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尤为困难。常人所谓的制度比人强，形势比人强，要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在华夏，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极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无一不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华夏的政治竞争，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我们都能看到全是“零和博弈”，即，你赢就意味着我彻底完蛋，其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政治游戏的任何一个玩家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华夏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者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强化。华夏政治体制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现象迄今依然是华夏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非常不幸的是，在华夏历史上，所谓“凡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的历史魔咒，却是历史的真实。要当华夏制度的变革者，非郑南巡、蒋经国这样的敢作敢为者，是不敢轻言政治制度的改革的。郑老的改革且不去说，对岸的蒋经国仅仅以两年的赎罪，就洗涮了他一生的暴虐而在身后受到蓝绿各党的一致尊崇就是明证。然而不幸的是，华夏的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今后，也只能寄希望于郑老精神的真正传人来完成他未竟的伟大事业。

华夏有史以来官出上级和国家垄断利益供给的政治实践，使华夏的最高统治者2000多年来统治着世界上族群最大的一群会说话的动物，享尽人间奢华极乐，食髓而知味。只要翻开华夏的历史一看，谁都能轻易发现：任何人只要一坐上龙g，都会毫不含糊地照他所推翻的前代帝王行事，并习惯成自然。华夏这种政治文化上的代代相袭，陈陈相因，使官出上级为特征的华夏式的官僚政治成为华夏政治文化的最显性基因，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政治治理结构与模式却反复克隆。所以，从本质上看，在华夏历史上发生的改朝换代的造反或革命，只是华夏社会一种简单的边缘人群与中心人群的置换反应，纯属改变江山所有权的姓氏改变之举，除了为极少数的帝王将相提供了政治游戏的极品享受而外，对芸芸众生究竟有何裨益？

难怪华夏的古人要发出无奈的感慨：“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里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萧宸甚至有时候怀疑自己，若果真有一天，自己像那些外媒胡luàn猜测的那样问鼎华夏，自己是不是还能如今天一般思想，愿意将这个看似最稳健的制度进行改革？

轻叹一声，萧宸幽然问道：“那么，你们觉得彭城市委副书记由谁接任比较合适？”

此言一出，四人同时一静，悄然对望之后，还是赵介民这个跟萧宸最为亲密的老搭档、老同学开了口：“书记，你还记得陈德吗？”

萧宸微微扬眉：“鹿城市委书记？老省长陈若望的儿子？”鹿城市，行政上归属吴城管辖，是个县级市，地处吴城中心城区和东方市之间，经济发达，是华夏大陆经济实力最强的县级市，连续多年被国家统计局评为全国百强县之首。近年鹿城还凭借雄厚的综合实力蝉联福布斯华夏最佳县级城市第一名。2005年鹿城地区工业产值超过4100亿元，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高于4万美元，居全国所有城市之首，达到“东方魔都”东方市的四分之一强！

赵介民点了点头。

萧宸沉yín了一下，陈德的级别不低，鹿城由于地位重要，市委书记历来是省委委员，由他升任彭城市委副书记，是说得过去的。而且他比余正清履历更完美，他有重要地区一把手工作经验。一把手的工作经验可不比其他，那是“负责全面工作”过的，可以说是党务、经济两手都过硬，这样的资历是非常硬气的，就像萧宸当年一般。

萧宸对这位祖籍东川江津的鹿城市委书记是比较满意的，而且算起来他也是自己的嫡系，当初萧宸在吴城市委书记任上的时候，陈德是鹿城市长，是萧宸调走前三个月的时候将他提拔为市委书记的，对他可谓有知遇之恩。

陈德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年龄，他今年年仅35岁，在江东甚至是在整个华夏官场，都是绝对的少壮派，而萧宸，众所周知是最喜欢提拔年轻干部的……

“那好，我们谈谈明天开会的问题吧。”萧书记看来也是从谏如流之人，很快便决定了下来……

世元第一个星期的例行江东省委常委工作会议在金宁北京路的省委大院一号办公楼召开。省委书记李元焯主持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