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的回落，不是房地产调控的全部目标，但却是对调控效果最直观的判断，政策执行层面的折扣，使得部分城市上半年房价一路看涨。而房地产调控政策又多为短期行为，因此，有必要构建调控的长效机制。此外，一系列与稳定房地产市场有关的税费体系应加快建设完善，保障房建设的资金筹集机制与分配制度的完善，保障范围的逐步扩大，都要开始着手准备，并逐步实施。这样，才能在短期调控政策退出后，房地产市场依然平稳运行，避免房价出现大起大落。

当然，无论是房地产调控政策，还是维持房地产市场健康运行的日常政策，最重要的，都是执行层面真正的落实。

任何政策，最后都是要由人来落实的，因此这一问题也牵涉到了中组部和中纪委，今天的会议，就是要在政治局内部讨论，中组部和中纪委如何向不愿落实中央政策或者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者施压甚至惩戒。

萧宸比较赞成一个经济学上的观点，即房价居高不下，是因为制造业或者说实业产业的持续低迷。2003年，制造业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在于恶性竞争；但从2006年至今，华夏制造业的危机由三方面造成：首先是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税费支出不断增加；其次是连续的方向性错误，从2010年至今，连续21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及7次加息，制造业企业的负担在不断增加；再次，劳动政策出现错误，导致了部分企业和员工的双输局面。

在外部环境上，华夏制造业则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冲击，美国一方面通过汇率战，要求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通过诸多政策控制进口原材料的价格。数据显示，从2010年至今，人民币兑美元在不断升值，最新已突破6美元关口；同时，铁矿石、原油、铜等原材料价格相较于2009年和2010年时不断疯涨。凡此种种，都导致了房地产行业正成为华夏最后一个支柱行业。同时，钢铁、水泥、多晶硅、汽车等制造行业则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危机。进一步说，原本从事实业的资金不得不再次流入楼市，并最终造成了现在的一派火热。

其实这两者是相关联的关系，但是由于华夏政府历来“管得宽”，在这个时候如果搞自由主义经济，放手不管，那么房价肯定继续走高，最终超过临界点然后崩溃，进而导致整个经济的总决堤。

但是如果管呢？也得多方面下手，其中治标的手段就是限购、提高贷款利率这些直接手段，治本的办法则是想办法将社会游资从房地产业里面挤出来，使其回到实业投资上去，而这就需要政府出台更多的利好政策，促进实业发展。只有投资实业有钱赚了，大家才不会一门心思专心炒房。

怀仁堂里，像今天这样较为严峻的气氛，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萧宸进入政治局的这两三年里，怀仁堂里的气氛是一次比一次紧张严肃，华夏***领导的政府在经济上出现危机并不是一次两次，但最终都坚持过来了，前贤不远，继任者能否再续辉煌，就看这会议室里在座的衮衮诸公了。

萧宸再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调整房价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统筹规划，要给出一揽子工程，从固本培元到消炎止痛，都必须同时进行。

另外，萧宸指出，当年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谈判”，把卖地的资金留给地方，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在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体现，但发展到现在，却成了一个要命的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肯定会出现中央出政策、地方出对策的糟糕局面。

他同时引用前政务院总理洪定邦卸任前说的话：“我(洪定邦)讲过房地产的过热，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同志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总是首先来一句话‘总体上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说那么一点点的问题。绝对不是这样！这种过热是不得了的，1993年就是房地产的过热，结果现在的天涯岛还是‘遍体鳞伤’。我看外国的报刊，都在讲华夏的泡沫经济已经形成，房地产过热，风险太大。我们银行的同志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些钱都是银行的……我非常担心的就是搞‘城镇化’。现在‘城镇化’已经跟盖房子连在一起了，用很便宜的价格把农民的地给剥夺了，让外国人或房地产商搬进来，又不很好地安置农民，这种搞法是很危险的。这跟中央的政策精神根本不符合，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就怕这个东西。”

最后，萧宸回到主题：“所以今天我们说到中组部和中纪委要对地方这些领导干部加以限制，首先我就觉得，必须在这个问题上给一个准绳，你搞城市规划没有问题，但被你拿走的地上原住民，你必须安置好，哪一个地方没有安置好，中组部和中纪委方面一定要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