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全会作出的决定,内涵十分丰富,对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与华夏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相映照,有许多值得留意的观察点:
本次全会的决定,是党在理论创新方面的又一重要成果。而理论的创新,正是全面加强执政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理论和纲领是执政党的行动指针,是凝聚党心、赢得民心的旗帜。理论的因循守旧必然导致实践上的裹足不前。党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就要根据实践的要求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党的全部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才能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巩固和增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
本次全会对如何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华夏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华夏共产党人的一大创举。市场经济虽然是走向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但“布满荆棘和陷阱”,将之与华夏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能力,而对之实行科学的驾驭,则需要在实践中正确处理一系列复杂的关系,解决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这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熟练的操作技巧。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依法执政是检验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人士指出,在当前和未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着力点,就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而在制定和执行这种制度、规范和程序时,是否能真正按照郑南巡所要求的那样,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而依法执政,既是现代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也理应是华夏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基本方式。各级领导干部能否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党的活动如何进入国家法制的轨道,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如何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能否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自觉接受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包括党内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力戒以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动员来贯彻政令措施,避免权力运行的无序和混乱,这既是时代要求,也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题之一。
始终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全新课题。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深层支撑。当前,在全球和信息时代的大潮中,中外文化正在进行着史无先例的交流与碰撞,华夏的传统文化经受着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巨大冲击。承接传统,继往开来,发展华夏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处在一种令人担忧的困局之中。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下,党如何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领导全国人民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考验。
整合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转型期华夏社会发展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的新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华夏原有的利益格局正在进行深刻的调整、分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出现了一些错综复杂的利益交锋,并且因此而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出现了一些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突出矛盾和潜在隐患。如何协调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尽可能地扩大执政的群众基础,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次全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于“执政能力”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新年的到来,当国家统计局发布2004年度统计报告之后,萧宸这个华夏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党的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委员(建国前不算),又因为分管发展规划、参与2004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而被大批记者堵在国家发改委大门口。随后,萧宸干脆坦然接受了采访。
首先出来的记者问道:“回顾2004年华夏经济,人们听得最多、谈得最多的就是“宏观调控”,您能不能简要评论一下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萧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主要作用是弥补市场缺陷,熨平大的经济波动。衡量宏观调控成功与否,要同时看两个方面:一看经济发展中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是否得到抑制,是否避免了经济发生大的起伏;二看经济基本面是否受到伤害,经济是否保持又快又好的发展。现在看来,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另一名记者问道:“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字看,2004年国民经济的增长令人振奋:gdp增长9.5%;财政收入增长21.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突破1万亿元,增长38.1%;外贸进出口突破1万亿美元,增长35.7%;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特别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更是令人鼓舞。您能否用数字概括一下,通过宏观调控在抑制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方面取得的成效?”
萧宸微微笑道:“如果讲数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一是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2004年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增长2%左右,扭转了连续5年下滑的趋势;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加387.5亿公斤,是新华夏成立以来增产最多的一年。二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遏制。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0073亿元,增长25.8%,比一季度回落17.2个百分点。三是货币信贷增势减缓。2004年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分别增长14.6%和13.6%,比上年分别低5个和5.1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新增2.26万亿元,同比少增4800多亿元。在控制信贷总量的同时,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信贷结构也有所改善。
2004年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增长比较快、效益比较好、活力比较强的良好势头,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也得到缓解,这一事实证明,中央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是及时的、正确的、有效的。”
一位香港记者接过话筒,问道:“既然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缓解了,国民经济又保持了较快增长,宏观调控是不是完成了历史使命?”
萧宸笑起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效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不可盲目乐观。
2005年,华夏的经济发展还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从国际看,有三个问题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影响较大,也增加了华夏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一是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频繁发生;二是国际油价高位波动;三是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此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强化,针对华夏出口商品的限制措施增多,增加了华夏扩大出口的难度。
从国内看,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仍十分突出:一是粮食进一步增产和农民进一步增收的难度加大;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规模依然偏大,新开工项目较多,投资需求膨胀还有可能反弹;三是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煤电油运仍相当紧张;四是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扬,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较大;五是就业压力大、收入分配不公等社会矛盾不可忽视;六是体制不完善、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前宏观调控仍处在关键时期,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前功尽弃。”
新华社记者的问题都是有针对性的,或者说有专业捧哏嫌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今年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请您介绍一下重点好吗?”
萧宸当然不能说不好,于是继续微笑着道:“最重要的是,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把住信贷、土地‘两个闸门’,继续搞好信贷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着力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快增长,切实防止某些盲目扩张行业投资反弹。更加注重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把握好调控的力度和重点。按照推动结构调整和实现‘五个统筹’的要求,安排好预算内资金和长期建设国债,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2005年,尽管华夏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但国内外环境总体上比较有利。只要我们认真贯彻中央确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的成果,今年国民经济一定会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
又是一名香港记者:“回过头看,争论始终伴138看书网,对这次宏观调控的认识,要比历次宏观调控争论大。虽然人们的认识逐渐趋向统一,但仍有不少不同看法。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萧宸严肃了一些,说:“从客观上讲,主要是人们的认识对象即经济运行本身比过去复杂得多;同时,这次宏观调控是在经济运行中不健康、不稳定因素还处在苗头性、倾向性状况时提出来的,这比在矛盾充分暴露后统一认识要相对难一些。从主观上讲,与人们占有的信息量不同,分析问题的思维框架不同,以及所处的位置和角度不同有关。”
那位记者却不肯交出话筒,继续提问:“争论最大的问题,还是对这次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经济生活中出现一些问题,市场会自动调节,不需要政府主动进行调控。因此,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是政府的一种过度反应,您怎么看待?”
萧宸答道:“对于这次宏观调控究竟有没有必要这个问题,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理论上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两者内在统一,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内容。
从实践上看,经济运行中逐步凸显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表明,已到了非加强宏观调控不可的时候。从2003年起,华夏经济在快速增长中出现了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是粮食问题。粮食播种面积连续5年减少,粮食产量持续下降,这种趋势值得引起高度重视。二是投资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一些行业和地区投资过度扩张。更为严重的是,在总量扩张的同时,结构并没有改善。不仅已经关闭的小钢厂等恢复生产,而且又新上了一批资源消耗大、技术水平低、污染严重的项目。
历史经验多次证明,粮食大幅减产和投资需求膨胀‘双碰头’,经济运行就会起‘波澜’。这次也不例外。投资膨胀是华夏经济发展的痼疾。由于投资增长过猛,使得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它助长了信贷规模过度扩张,信贷扩张反过来又推动投资更快增长;加剧了煤电油运的紧张,使经济运行绷得更紧;拉动了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加大了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如果不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任凭这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发展下去,最终会造成经济大起大落,我们长期企盼的、来之不易的好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经济恢复起来需要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个记者好像卯上了,还要继续提问:“这次宏观调控中对‘铁本’的处理,有人说是‘打压民营经济’,你怎么看?”
这种问题用词一定要准确,所以萧宸微微沉吟,然后才回答道:“这次宏观调控不是以所有制划线,而是坚持一视同仁、依法办事。查处‘铁本’,不是因为它是民营企业,而是因为它在土地管理、环保评估、银行信贷和纳税等方面严重违法违规。在这次宏观调控中,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民营经济保持了较快发展。如2004年,私营企业投资增长47.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2.1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比上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私营企业外贸出口增长68.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3.2个百分点,所占比重提高了3.3个百分点。很多民营企业家在这次宏观调控中,进一步理清了发展思路,选择好发展重点。如江南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就深有感触地说:‘宏观调控引导我们加快树立科学发展观,让企业发展得既快速又稳健。’我想这算是一种有代表意义的思想。”
另一位看来比较关注萧宸的记者抢过话筒,问道:“争论很大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这次宏观调控的方法,有人认为,走的是‘老路子’,仍然是以行政手段为主。您曾说过,这次宏观调控打的是‘组合拳’,请具体介绍一下‘组合拳’的各种‘招数’。”
萧宸笑起来:“对于这次宏观调控,中央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主要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打的是‘组合拳’。比如,为了扭转粮食减产的趋势,国家并没有恢复粮食种植和收购的指令性计划,强迫农民种粮、卖粮,而是实行对粮农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补贴等财政手段,特别是对部分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用价格信号来引导农民增加粮食生产。为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也并没有主要靠强化项目审批,而是主要靠把好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在信贷方面,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控制信贷总规模,两次调整了存款准备金率,还上调了存贷款利率,扩大了利率的浮动范围等。在土地方面,主要是法律手段,按照《土地法》的规定开展开发区和土地市场清理整顿,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对于一些盲目投资、过度扩张行业,严格市场准入标准,提高了建设项目的资本金比例。
当然,在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在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时,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并与经济手段密切配合。”
这位记者不光关注萧宸,看来也相对比较维护萧宸,他接着萧宸的话说:“看来,是靠‘组合拳’的力量,才把固定资产投资的温度降了下来?”
萧宸笑道:“其实,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几个百分点收获更大、意义更深远的是,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不仅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了一次经济发展大的起伏,而且加深了全党同志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这种思想上的收获,对于我们理清发展思路,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今后的实践,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该透露的都透露了,该表明的也表明了,萧宸朝周林微微使了个眼色,周林顿时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开始隔开记者,并向记者们解释说明:萧主任还有会议要参加,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