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币实行联系汇率制，联系汇率制有自动调节机制，不易攻破。但港币利率容易急升，而利率急升将影响股市大幅下跌。这样，只要事先在股市及期市沽空，然后再大量向银行借贷港币，使港币利率急升，促使恒生指数暴跌，便可象在其他市场一样获得投机暴利。

对冲基金在对香港金融市场进行冲击时，往往受制于香港金融监管部门的传统作法――提高短期贷款利率。而事实已经证明，在前3次冲击(1997年10月、1998年1月、1998年6月)中，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措施便是提高短期贷款利率，金融管理局主席任志刚也因此被戏称为“任一招”。

利率的上升会提高投机的成本。在这次炒家冲击香港金融市场时，与以往最大的不同点就是，炒家没有进行即期拆借活动，而是预先屯集了大量的港元。这些港元来自多方面，但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是一些国际金融机构1998年上半年在香港发行的一年至两年期的港元债券，总金额约为300亿美元，年利息为11%。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将这些港元掉期为美元，而借入港元的主要是一些对冲基金。这些港元成为对冲基金攻击香港金融市场的低成本筹码，使投机者具备了在汇市进行套利的有利条件。而对冲基金又在外汇市场上买入大量的远期美元以平衡风险。据说索罗斯旗下的基金就持有总金额约400亿美元的买入合约，到期日为1999年2月。

自1997年10月以来，国际炒家4次在香港股、汇、期三市上下手，前3次均获暴利。1998年7月底至8月初，国际炒家再次通过对冲基金接连不断地狙击港币，以期推高拆息和利率。很明显，他们对港币进行的只是表面的进攻，股市和期市才是真正的主攻目标。声东击西是索罗斯等国际投机者投机活动的一贯手段，并多次成功。

1998年6、7月，当恒生指数攀升至8000点高位的时候，对冲基金大举沽空恒指，建立了大量的恒指空仓头寸。对冲基金之所以建立恒指空仓，是因为它们预计港股在受到冲击后恒生指数必然会大幅下跌。而恒指期货合约的价格是每点50港元，也就是说，若建的是空仓，恒生指数每下跌一个点，就可以给做空者带来50港元的利润。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这是华夏民族历史上的大事，开启了香港的新时代。但是，对国际炒家而言，这正好为他们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香港的未来何去何从，香港的经济、社会会发生什么变故等一系列问题，不仅令局外人生疑，香港人也是心中没谱。而恒生指数代表香港金融市场，乃至整个香港经济、权谋前景，就是香港经济的“晴雨表”。只要能动摇恒生指数，就能打击人们对香港经济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恒生指数大幅下挫，很可能引起广大投资者盲目恐慌，从而到达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

国际投机者在证券市场上大手笔沽空股票和期指，大幅打压恒生指数，使恒生指数从1万点大幅度跌至8000点，并直指6000点。在山雨欲来的时候，证券市场利空消息满天飞。1998年8月初，投机者大肆宣扬人民币将贬值10%，其中，上海、广州等地的人民币黑市交易中曾跌到了1美元兑换9.5人民币左右。投机者散播人民币将贬值的谣言，是想借此来影响人们对港币的信心。除此之外，投机者还大肆宣扬内地银行不稳定等谣言，其目的仍是为了其狙击港元创造心理条件，其手段真可谓无所不用。

有一家海外基金甚至开出了1998年8月12日香港联系汇率脱钩的期权。炒家们趁机大肆造谣，扬言“港币即将与美元脱钩，贬值40%”，“恒指将跌至4000点”云云。其目的无非是扰乱人心，制造混乱状态，然后趁机浑水摸鱼。8月13日，恒生指数一度下跌300点，跌穿6600点关口。

8月14日，香港政府正式参与股市和期市交易。香港政府为了维护港元，携巨额外汇基金进入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与炒家进行直接对抗。港府向香港的中银、获多利、和升等多家证券行指示，大手吸纳恒生指数蓝筹股，表示不惜成本，务求将8月期指抬高600点。香港政府一反以往“积极不干预”政策，给投机者造成了始料不及的沉重打击。

代行银行职权的金融管理局，直接入市干预期货股票市场，这在全球开放型资本市场上尚属首次。港府宣布已动用外汇基金干预股市与期市，令市场为之一惊。

接着，投机炒家鼓动如簧之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攻击港府的舆论大战。与此同时，炒家们并不愿意俯首称臣，他们又一次玩起了“声东击西”的鬼把戏――于8月16日迫使俄罗斯宣布放弃保卫卢布的行动，造成8月17日美欧股市全面大跌，以期“围魏救赵”冲击恒生指数。然而，使他们大失所望的是，8月18日恒生指数有惊无险，在收市时只微跌13点。

初战得手，并不意味对手会弃城投降，因为离期指合约的交割还有时日，港府明白恶战还在后头。果然，从8月25日开始直至28日，双方展开了转仓战，港府的目的是迫使国际炒家为投机付出高额代价。

8月27日和28日，投机炒家在股票现货市场倾巢出动，企图将指数打下去。港府在股市死守的同时，经过几天惊心动魄的大战，在期货市场上将8月合约价格推高到7990点，结算价为7851点，比入市前高1200点。8月27日、28日，港府将所有卖单照单全收，结果27日交易金额达200亿港币，28日交易金额达790亿港币，创下香港市场最高交易纪录。

但投机炒家并不善罢甘休，他们认为港府已经投入了约1000亿港元巨资，资金压力与舆论压力使其不可能长期支撑下去，因而决定将卖空的股指期货合约由8月转仓至9月，想与港府打持久战。从8月25日开始，投机炒家在8月合约平仓的同时，大量卖空9月合约。与此同时，港府在8月合约平仓获利的基础上乘胜追击，使9月合约的价格比8月合约的结算价高出650点。

这样，投机炒家每转仓一张合约要付出3万多港币的代价。投资炒家在8月合约的争夺中，完全败走麦城。

1998年8月28日，是香港恒生指数期货8月合约的结算日，也是香港政府打击以对冲基金为主体的国际游资操控香港金融市场的第10个交易日。

双方经过前几个交易日的激烈搏杀后，迎来了首次决战。

上午10点整开市后仅5分钟，股市的成交额就超过了39亿港元。半小时后，成交金额就突破了100亿港元，到上午收市时，成交额已经达到400亿港元之巨，接近1997年8月29日创下的460亿港元日成交量历史最高纪录。

下午开市后，抛售有增无减，成交量一路攀升，但恒指和期指始终维持在7800点以上。随着下午4点整的钟声响起，显示屏上不断跳动的恒指、期指、成交金额最终分别锁定在7829点、7851点、790亿上。

1998年8月28日，对于众多国际炒家来说，是一个心痛的日子。这是香港政府自1998年8月14日入市干预以来的最顶点，也是香港政府针对炒家们惯用的汇市、股市、期市的主体性投机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取得的重大胜利。香港政府将恒生指数从8月13日收盘的6660点推高到28日的7829点报收，并迫使炒家们在高价位结算交割8月份股指期货。在此之前，炒家们下注了大量8月份期指空仓。这样一来，即使它们转仓，成本亦很高，一旦平仓，则巨额亏损不可避免。

“8.28”之战，港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对国际炒家来说，期指转仓是可行性选择，更可能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因此，对香港特区政府来说，“8.28”之战也只能算是阶段性胜利。港府决定，在9月份继续推高股指期货价格，迫使投机资本亏损离场。

9月7日，香港金融管理局颁布了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新规定，使炒家的投机大受限制。当日恒生指数飙升588点，以8076点报收。加上日元升值、东南亚金融市场趋稳等一系列因素，使投机炒家的资金、换汇成本大幅上升，不得不败退离场：9月8日，9月合约价格升到8220点。8月底转仓的期指合约要平仓退场，每张合约又要亏损4万港币。至此，国际炒家见大势已去，纷纷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自入市以来，香港政府动用了100多亿美元，消耗了外汇基金约13%，金额大大超过了1993年“英镑保卫战”中，英国政府动用77亿美元与国际投机者对垒的规模，堪称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

对香港金融保卫战的评价主要是围绕两个层面展开，其一是对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本身的评价；其二是对向来奉行“积极不干预”自由政策的政府大举入市行动的评价。

由于经济体系的独特性，为了稳定香港的经济与金融市场，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度，即以7.8港元兑换1美元的比例盯住美元的制度。对于这种汇率制度，业界一直存有争议。反对者认为，由于无法保证香港与美国经济发展的完全同步性，美元与港元的固定比率始终存在一个投机的空间，在投机者长期攻击下，这种制度的消亡在所难免。而赞成者认为，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始建于1983年。当时由于华英香港问题谈判受阻，引发市场出现大量抛售港元、收购美元的现象，港府出于保护港元汇率，维护港人对香港未来信心而建立。历史也证明，在联系汇率制度下，香港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香港有实行联系汇率制度的条件：香港一贯奉行谨慎财政政策；香港有着庞大外汇储备；香港经济体系灵活，能够应对适度的经济波动；香港金融体制稳定，监管审慎以及香港有内地蓬勃发展的经济后盾的强力支持等等。

另一种观点认为联系汇率制度本身是好的，但是金融管理局将它用错了，因为联系汇率制度是一种现钞发行制度，但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做法是使外汇市场上同样要维持1美元兑7.8港元的水平，而且只许港元汇率高于该下限，即只允许港元汇率单边浮动，这实际上是作茧自缚，使所有的汇率风险都由金管局自身承担。

对于港府入市干预，反对者认为，政府干预可能令长线投资者远离香港，打击长线投资者来港投资；港府此举有损自由经济形象，会破坏其金融中心地位。

而支持者认为，港府向来信奉自由经济，自由经济是香港的基石。但是遭人操控的经济不是自由经济，港府入市旨在打破这种操纵，入市干预完全正确。香港政府入市干预，其积极意义远远胜过其负面影响。

在这场较量中，正式出面跟国际金融炒家交手的，始终是香港特区当局，华夏国内平静如水，只有洪副总理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及此事的时候曾经平静地说过一句：“香港的背后，是整个华夏。”

至于华夏政府从头到尾都没有正式出面帮香港稳定经济，许多人都清楚原因。政府并非不帮，而且要为香港树立一个信心：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一百年不变”这句话不是白说的。至于最终政府暗中给特区政府帮了多大的忙，则只有双方高层知道了。

而萧宸不让秦沁出手香港，其中自然是有一部分出于民族情结，但事实上索罗斯在香港的确是没有讨到好，最终是两败俱伤了的，而秦沁就算插手进来，结果也是一样。差别只在于，双方的两败俱伤会更加严重一些罢了。

而且，萧宸认为小姨赚到东南亚那一大笔就已经很厉害了，整个这次行动，数十亿美金的现金进账，又岂是集团持股的市值上升数十亿甚至百亿可比？

在金融家的手中，钱绝不仅仅是钱，而是武器。而真金白银的现金，则更是无坚不摧的利器，与市值不同。一场亚洲金融风暴，将东南亚各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扫荡干净，却让国际炒家大获其利，索罗斯作为最出名的排头兵在“战后”，却是私下对新澜基金表示了极高的赞誉，索罗斯说：“在最恰当的时间进入，在最恰当的时间离开，新澜基金的表现称得上完美无缺。”

至此，新澜集团作为新澜基金的持有人浮出水面，一个市值高达数千亿的金融巨头身影赫然出现在全世界人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