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章统一思想

“我听说上次常委会，有件事情没有决定下来，是吧？那咱们今天再商量商量。哪位同志开个头？”萧宸说完，喝了一口茶。大红袍，很醇厚。

会议室一阵寂静，张邦成有些受不了这样的气氛，咳了一声，道：“上一次我们谈的，是关于对一批曾经为我们鼎清区经济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国有企业扭亏为盈的一些设想。部分同志认为，应该正视这些企业当初曾经为我区经济发展所立下的功劳，不应该因为他们在市场经济第一波浪潮下表现得不够好，我们就放弃了对他们的拯救。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应该现在就全面松口，任其自生自灭、优胜劣汰。”

萧宸其实早就料到过自己肯定是要面临国有企业改制这个考验的。90年代，不谈国企改制，谈什么？在90年代做“地方官”，国企改制就是对执政能力最大的考验。

华夏进入90年代前后，连续两年4％左右的gdp低增长，之后尽管高层的提法还是“保4争5”，但1991年的华夏经济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当年的增长率比上年高了一倍半，达到9.2％。郑老“南巡讲话”和十四大之后，各地更是大干快上，犹如一个饿了几顿的少年在狼吞虎咽。

1992年的华夏人热血沸腾，gdp增幅飞涨到14.2％，官员们的审批前所未有的松快，到处都是新开工的项目，到处都是新成立的公司；银行的资金哗哗地往外流，全然不顾收不收得回来。政务院在这一年的投资预算是8000亿，数目空前，但是实际上投出去11829亿。

进入1993年，大家的情绪更加高涨，每天都有500家新公司开业，每周有140家老工厂改头换面成了股份企业；全国都在争建特区赶超“南海边的那个圈”，政府批准了119个经济开发区，可是实际上开张了8700个开发区；1000家房地产公司和10万建筑工人开进了岭西小城北口，因为人们相信这里将是大西南的出海口；天涯省的房地产比北口更热，因为天涯是全国最大的特区。

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再乞求政府给钱，他们发现其实银行的钱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因为每个城市银行里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自然惟命是从。

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银行里老百姓的存款就像决了口的洪水一泻千里。国家统计局1993年4月份的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政府还要多。

可是华夏脆弱的基础设施和原材料工业根本承受不了如此迅猛的经济扩张，飞机票一般人根本买不到，货运列车每天短缺5万辆，造成损失11个亿，客车则总是超载，每天有80多万人站在车厢里度日如年；原材料的价格还是双轨制，但是钢材水泥的价格先是每月、后是每周上涨几百元，各种“倒爷”又开始漫天飞舞，连大学校园里那些“板材”、“线材”都弄不清楚的半大孩子也在琢磨着哪儿能搞到货源和车皮。

很快，1980年代后几年令人心悸的通货膨胀卷土重来:1992年末，商品零售价格上升了6.7％，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17％。那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涨价最多:粮价上涨了43％；燃料价格上涨69％；建筑材料价格上涨25％，到1993年春天，原材料价格上升了40％，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

但是，看出苗头不对的华夏高层不多，正如郑南巡同志所言：“我们党内懂经济的高层干部不多。”

在泡沫产生的时代，国有企业的问题，就显得越发严峻。这是一个脓包，不能不挤，但挤得不好，就不光是疼，还要流血。万一是重要部位的脓包没挤好，重伤难治、甚至一命呜呼也不是没有可能。

萧宸第一次面临这样的考验。

“嗯，对于这些企业，我认为能救的当然要尽力去救。我们国家，公有制是经济主体，公有制里面，国有制又占了很大的份额。如果盘活国有资产，如果让这些国有企业不成为负担，能够单独盈利，这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考验。张区长，你来说说，你们觉得怎样才能把这些企业救活，好吧？”萧宸说着，把话头踢还给了张邦成。

张邦成微微有些疑惑地看了萧宸一眼，心里有些捉摸不定，萧宸这是要做什么呢？按照他现在在经济工作上的威望，又有常委优势，本身又是可以拍板的支书，凭什么这个时候要让自己先说话？

张邦成心里犹豫了一下，但没有底，只好道：“这个……我是这么想的。这些企业毕竟曾经是有功于我们鼎清区的经济建设的，而且基础还在，只要政府加以扶植，未必就不能重新振奋，再创辉煌。”他这次心里犹豫，就不敢说太明白。

萧宸却不让他这么不明不白的，问道：“嗯，政府加以扶植……那么依区长的看法，政府用什么办法加以扶植比较合适呢？”

张邦成这下明白过来了，萧宸这是非要让他把话说清楚了。他心里想，既然你非要我说，那我就说了又如何？给国有企业输血，又不是只有我这里要干，全国不知道多少地方都是这么干的呢。

“我的意思，还是加大财政帮扶力度，区里拿钱帮他们把以前的帐平一平，工人拖欠的工资也该给了，”张邦成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