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把那里的土地授予民众这事，本来就是个形式，可有时候形式远比实质更重要。

十多年了！赵国就没从高柳得到过一个铜钱的税，也没得到过一个服兵役的人，那里的土地制度什么样赵公子章又不是不知道，唯独就是没有一个形式上的承认而已。

换了后世李牧驻守北疆，其实也是一样的，军赋都是取自当地用在当地，但形式上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现在形式上承认，那别的地方的赵人怎么看？凭什么高柳的人能够拥有土地我们却还得给贵族当农奴？

所以这一场谈判的重点，北方的治权不是重点、墨家的心思也不是重点，重点就是那个高柳地区的说法。

封给贵族，什么都好说，要是这个贵族愿意改革、愿意利天下，那随你怎么弄。

但是，授予民众，那是万万不能的，这要是动摇国本的。

双方撕扯了好几天，公子章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封屈将子以高柳，再以高柳君的身份进行变革，赵国不管。

但是墨家却咬紧牙不放，声称这是原则问题，不可妥协，墨家不接受任何封地和贵族称号。

公子章又折衷了一下，说要不这样，在那里设郡，授予你们郡守之职，这不是世袭贵族，你们随便折腾。

墨家表示还不行，必须要明确很简单的所有权问题，如果公子章承认一国为公，那么墨家愿意在一国为公而非私器的基础上做郡守以为利民；然而如果公子章不能承认国为公器、君臣民之通约也，那么墨家也绝不接受这个私产的管家、家臣。

公子章也是年轻，当时就勃然大怒道：“义战、不义之战！只要是打仗，就要死人，哪有什么义战不义战的说法？让高柳的人只打义战？这义不义全靠你们墨家的一张嘴！”

“你们墨家没打过仗？没主动去过草原征伐？征伐没死人？那是义还是不义？”

墨家的使者立刻表示：“义还是不义，不是靠墨家的一张嘴，而是靠子墨子的三表之规来断定的。以天志为先，符合民众利益的就是义、不符合的就是不义。”

“墨家当然出兵过草原，而且打过仗，那是因为这是义战。”

“为何为义战？因为乐土九重之下，每一种进步都是义的。”

“草原人不耕种只放牧，动辄南下劫掠边城，劫掠不是生产反而破坏生产，所以为了防止生产被破坏，当然要打。”

“其次，草原聚落中也有头人奴隶，牧奴并不想打仗只想着放牧，而劫掠的主要发起者是那些聚落头目，所以墨家每次去都要砍死一些发动不义之战的草原贵人，诛不义为义。”

“最后，高柳、云中等地适宜耕种，尤其是玉米、土豆等作物可以生长，想要改变胡人劫掠的生活，就是在那里推广农耕，使得民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些草原聚落的贵人阻碍这种进步，那么他们就该死，就该被消灭，所以要打，也就是为了利天下之民。”

辩论本就是墨家擅长的事，墨家又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少谈德而多谈利，因为墨家利义统一，谈利就是谈义，至于这个义是不是公子章认可的义，那不是墨家使者要考虑的问题：不同意就不接受条件，大家一拍两散，你逃亡出国当流亡公子，我们墨家继续宣扬我们的学说就是，打不打得过公子朝为赵侯后的反扑那是我们的事，也和到时候流亡出国的你无关。

公子章身边的臣子也听明白了墨家的意思，也就是说高柳地区的军赋自留，对于草原的经营绝对保证赵国的北部安全，如果草原上出现了强大的娄烦林胡，高柳地区的人绝对会出兵攻打，死战到底，以保卫他们的“进步”生活。

而若是赵国对外发动战争，对不起，别想调动高柳地区的一兵一卒。如果赵国内部再发生政变，除非有利民的变革导致的变革和反变革的争斗，否则高柳也不会出兵。

颇有些守在北境做血肉长城、不参与中原纷争的意思。

只不过这些人忘了一个问题，或者说完全没考虑到一个问题，这个条约中的“义战”的标准，还有一条正在泗上酝酿。

那将是一声惊雷，只不过现在惊雷未起，甚至乌云还未遍布。

赵国想要成为强国，要解决的好几个问题，融合代国和赵国文化是其一、集权改革是其二、夺取云中九原是其三，一直到赵武灵王时代依靠胡人打压国内贵族完成了这三项，才可以和秦国抗衡到底。

适固然在拆三晋，固然泗上最大的威胁还是魏国，但是墨家却不养虎，唯一一个想要养的虎是被锁死了南郑汉中巴蜀战略的秦国，逼他向西。

至于赵国，还是要逼着他在中原找出路。在中原找出路，那就必然要和魏、齐发生摩擦。

中山国固然是适借用其复国来削弱魏国、诱骗赵侯坚决反魏的，可未必真的对中山国好。有中山国在，云中高柳等郡就要排在赵国的战略重心后面，还不至于那么早翻脸。中山国这张牌已经用完了，可以丢弃了。

三晋已经被拆了一方，还要为将来再也没机会结盟做准备，一如用堵死南郑汉中倒逼秦国谋西一样，堵死北境云中，那也是在倒逼赵国将来和魏韩齐的冲突不可能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