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解决方式，是“非攻”，推行天下准则、承认各国之间分裂的现实，因为孔子的手段已经证明无效，诸侯不可能同意，那么就退一步承认现实，依靠“兼爱”的说教和道理的宣扬，解决邹人、越人、鲁人、齐人的问题。

适的解决办法，则是说教太难了，那我们统一吧，统一之后不就不存在邹人鲁人的问题了？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太难，我们不去解决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本身搞掉，换个更容易解决的问题不就得了？

只要能够完成大的“同义”，那天下也就离兼爱更近了一步。到时候要解决的只是“我爱乡里人胜过爱外乡人”的问题，而邹人鲁人的身份消失了成为了天下人。

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问题本身。

如此，“义战”与“不义之战”的理论就必须要解决。

单纯的内战，基于墨家的义，必然是不义的，尤其是为了掠夺土地和财富的诸夏内战，这是墨子定下的基调，是可以修正理论，但是不能在原则问题上颠覆。

然而，如果是因为贵族的存在不合理、一个统一的诸夏更为符合“利天下”的主旨、解放其余的受贵族制度之苦的庶农工商、并且用“君臣民之通约也”和“道法自然”的理论解释庶农工商获得政权的合理性，那么这就解决了“义战”的问题，使得墨家所做的一切不是单纯的诸侯相争的内战。

所以这一次会盟的基调，就必须围绕这个问题，逼着诸侯承认一件事：墨家对齐国一战是合理的。

怎么逼着诸侯承认？那就必须要算好各国的态度，出让一些国家的利益，获取另一方得利国家的口头承认。

这也正是适对于“非攻立国”一派充满警觉的原因，也是他成为巨子的第一场讲话就认为“非攻”是对的、但是不符合现在的局面、需要换一种手段的原因。

他在搞修正。

因为“非攻立国”一派，是基于墨子的“非攻”之义的，不能反对非攻本身，只能反对此时非攻。

而且因为墨子的理论和威望，导致“非攻立国”的言论是有理论基础的，也有足够的泗上的自耕农的人口基础，这是危险的。

周天子宗法体系崩塌之后，诸夏的局面有点难看。

非攻立国，导致的延续必然是周天子体系的彻底崩塌，“非攻”和“义战”的国际法将可能出现，可能使得诸夏成为“国际”而非“天下”，使得墨家今后的一天下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名为民族觉醒的阻碍。

到时候，墨家内部就会出现思想混乱，这是绝对不容许出现的局面。

所以，这一次齐地缔结和约以及之后的诸侯会盟，必然不能谈“非攻”这个问题，也绝对不能以“第四次弭兵会”为主题。

因为适刚入墨家的时候，说的是墨家的未来是“约天下之剑”。

这个解释有两种。

适修正后的解释。

原本墨子的“非攻”的解释。

这就使得墨家内部的局面其实原本看起来要复杂。

对齐缔结和约，适要压制激进派，他们支持适对约天下之剑的解释，所以他们希望趁此大胜快点解决天下的纷争，同义一之。

会盟诸侯，适要压制非攻立国派，他们会支持适在齐国退兵的举动，但是却可能以“非攻”和约天下为会盟的主题。因为墨家现在已经挺强大了，那应该继承子墨子之志，做各国诸侯的约束者、做非攻之法的执行人、做诸夏的宪兵和非攻之国际法的刑吏。

即这个“约天下之剑”，是“墨家的义做执剑人的义，约天下人的剑”还是“墨家这个政治主体做执剑人，约天下诸侯的剑”的分歧。

适有自己的嫡系派系，不过墨家内部不可能真的是上下一心无派无系。

对齐和约是要“说服”高孙子一系，而不能用非攻立国派来压高孙子。

诸侯会盟的主题和今后重“诛不义”而轻“非攻”的舆论基调，要结盟高孙子“压服”非攻立国派，而不是简单的说服。

换而言之，高孙子那边可以讲道理和作为同志的批评，但是非攻立国派要被“批判”。

批评和批判不一样。

因而，对齐和约这件事，事必须要把道理一一摆明，要说服高孙子，要用道义、利益、将来的局势三个方面都要证明合乎墨家之义、合乎天下人的利益、对将来的局势大为有利。

只有这样，才能够达成目的，说服这个很重规矩但也很执拗的人。

只讲利益，不讲道义，天下诸侯谁都可以讲，唯独墨家不行，早有诸侯说过，墨家的义有时候就是墨家的镣铐羁縻，比如屠武城拖住公造冶这件事就是利用这个“缺点”。适这个巨子不讲义，那他很快就会被推翻，商丘改组之后墨家的巨子必然是要掌握意识形态解释权的。

而墨家本身的功利主义特性，又使得适不能够空谈道义，还必须要讲实实在在的利益，否则他也不会多数的讲实践实际的墨者的支持。

至于将来的局势，那是关起门来说，只要在场的人认可就行，而且这些年来适对局势的判断一直大体正确、甚至有些时候“未卜先知”，这是可以利用的一个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