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九万里，土多而壤广，肃慎之北、縛娄之南，土地宽广万里，可那些土地不经过人的耕种劳作，对于已经非是自然状态的天下而言，便只是土地而非耕地。”

“耕者有其田，是目的。”

“但凭什么耕者有其田？因为耕者，使得土地本身附加了他们的劳动，使得自然状态的土地不再是单纯的自然，他们理所当然地可以拥有自己在上面劳作的土地。”

“就像是海里的鱼一样。”

“海里的鱼，属于天下人。但是不捕捞，那鱼便无意义。你更不能说，大海广阔，便属于某个诸侯、某个大夫的私产。”

“渔夫捕捉了，那么别人想要鱼便要买。可为什么在土地上，他们就不能理解了呢？难道说渔夫捕捉的鱼，可以归属于渔夫；但耕者耕种的地，竟不属于耕者？”

适在那侃侃而谈，用的也是资产阶级启蒙学说的道理，用来摧毁贵族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根基和基础。

自然状态的人和世界、劳动创造财富，这两点是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础。

缺乏第一点，便没有夺权、夺取天下、理性建设天下、众人制法为公意而理性指导的基础。

缺乏第二点，便没有启蒙学说中私产、土地不属于贵族、每个人的权利的合法性。

如果不是劳动创造了价值，贵族的土地凭什么要分给庶民？如果只是说活不下去而去夺走，那又需要第一点中的天帝赋予人生命权和存活权为基础；而劳动创造财富和价值，才使得土地贵族的存在等同于蠹虫，也使得土地归属于在其上劳动的人有了足够的法理性。

所以墨家的义，和天下的义，不能妥协。

在道义上的稍微妥协，墨家所做的一切都将是错的。

有时候法理性不重要，但有时候也很重要，因为这重要性源于墨家要以这个法理性建设天下乐土，而不只是争霸天下。

两千年后的革命，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那是资产阶级软弱不能挑大梁没办法了工农带头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资产阶级革命不是目的而是过程，是为了下一步的过渡。

逻辑分明。

至于现在，这既是过程，也是目的，时代所限，也只能走到这一步，但所依靠的力量却是相同的。

只不过原本历史上的那次革命，因为比别人晚了太久，以至于资产阶级毫无力量，没能力自己干成事；而现在则是因为别别人早了太久，以至于本该抗大旗的资产阶级还是个萌芽胚胎，依旧没能力自己干成事。

亦是逻辑分明，且完全符合经过适“修正”的墨家之义。

之所以可以“修正”墨家之义，是因为墨子的本义中本身就有这方面的内容，适在那些基础上扩展也就很容易。

融合道家的“道法自然”延伸出的自然法；法家的“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的天帝、自然即为不可抗拒的天志规律等内容，其实资产阶级启蒙学说的所有思想层面的要素都已经具备。

铁器、火药这是临门一脚的物质基础，天、天帝、自然、神的解释，决定了天帝本身是否拥有人格。没有人格的天帝，只是宇宙本身：太阳东升西落，这就是天志，就是规律，就是从天地宇宙初创的那一刹那就决定的。

换句话说，万有引力是天志，也是天帝的意志，这在此时不能算是错，而且还可以借此引申出人文方面的许多内容。

神没有错，错的是有人格、有自我意识的神。没有人格没有自我意识的神、天帝，和宇宙没有任何的区别。

有没有人格，区别就在于“德何以德”的疑问，好的为什么是好的？坏的为什么是坏的？善的为什么是善的、恶的为什么是恶的？

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随意杀人不好。

天生万物，万物含人，我思故我在，于是天地因为有人存在而对于人才有意义，所以人活着是天帝的意志，否则天帝干嘛要让人是活的呢？所以活着是天帝赋人之权，故而随意杀人是不对的。

这两者看似一回事，实则区别很大。

区别在于当有一天掌握了神权话语权的人说上天说要杀某个族群、种群、异端异教徒的时候，那么也是有道理的，甚至是荣光的、有德的。

而用自然的理性去推断，便怎么也没有道理。

反过来，当天帝自然没有人格的时候，天帝创世之初，便定下了圆周率，所以导致了天下的纬度；天帝创世之初，便定下了万有引力和质量、距离的平方有个常数，那才有了现在的世界模样。

社会契约说是假设。天帝赋人之权也是假设。自然状态还是假设。或者，都是假的。

但等到人们可以找到其中漏洞的时候，天下早已不是这般模样。至于现在，由这些伪为天志的学说，却可以推出这一次划分贵族土地、宣扬“人无分老幼贵贱皆天之臣而人人平等”的道义。

跪坐之下的众人，久浸墨家之义，适所说的这些内容和分地的“合自然法的法理性”等问题，也不是这些人第一次听，做笔记的便少，点头称是的却多。

适扬扬手，与众人道：“道理，不只是说给自己听的，也是说给天下人听的。对于民众，他们肯定欣喜于自己分到的土地，但也一定要讲清楚，他们得到土地理所当然。”

“这便是和泗上不同之处。”

“泗上，我们既要讲道理，也要让民众得到土地，从而让我们的力量强大。”

“在这里，我们可能不久就会撤走，民众的土地会又被贵族收回去，所以我们要让民众知道，贵族不稼不穑便拥有广阔封地不合理，而自己拥有土地才是理所当然。”

适指着众人，总结道：“泗上之事，关键在于分，分得合理公正。而齐国之事，关键在于理。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

“换言之，这里分不重要。”

“重要的是造势、讲理、让民众知道为什么要分。”

“泗上的事，可以慢慢来，温文尔雅，公平公正，甚至可以讲道理之后再赎买，使得金钱集中投入到作坊手工业中。”

“这里，要按照之前定下的，工商业者不动、自耕自垦购买的不动。但凡是贵族的封地、禄田、包括动用封地上隶农的封建义务而开垦的‘伪公田祭田实私田’，一律一刀切，慢不得、缓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