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奋如今和墨家频繁接触，一旦墨家获胜，那么太子奋为什么就不能如当年华督一样为了权力却高呼利民安民而弑君呢？

鲁侯见犁鉏已经将话说的如此明白，便不再非要借古喻今，而是屏退了左右，感叹道：“朝中诸君，唯独您可以知晓我的心思啊。”

“墨家在南济水一战，已然获胜，此次齐墨相争，无非是墨家胜多胜少的结果，但胜负已经在南济水岸边分出了啊。”

“齐田庆公子午屠武城，在墨家规矩中已不可饶恕，此事比不罢休。届时，数万义师兵临曲阜，问我使齐国境之罪，我将奈何？”

鲁侯面带忧色，心中暗骂，心想：“国弱则无外交。无论旧礼新义，都是一样的霸道，寡人何罪？无非就是夹在齐、墨之间，若不摇摆，又能如何？齐国不是什么好鸟，这些年不断兼并战争，将鲁国的土地蚕食了大半；墨家的那些义，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费国之变，鲁国必受影响，到时候无君无父，人心思变，也是大乱。”

但现在齐国败局已定，鲁侯不谈齐国的压力，而是说起了墨家可能的问罪，这才是当前的重中之重，也正是他想要以摄政隐居推公子奋上位以给墨家一个交代的重要因素。

墨家不在意公子奋上位，但是墨家做事讲义，那就要有个出师有名，墨家这些年做事还算是有口皆碑，还没有到“我强你若我自吞并你，与你何干”的霸道地步。

他本担心自己摄政后被儿子杀死。

现在犁鉏的话，又多出了一种可能：自己不退位，儿子会以大义的名分诛杀自己，国人还未必反对。

这只是一种可能，这种可能的确存在，但鲁侯还不至于如同越王一样为了这种可能，就想要把自己的儿子杀光，他还没疯狂到这种程度。

犁鉏亦是贤人，当年能够说出“远水不救近火”，如今当然也可以看明白齐、墨、鲁之间的局面。

于是便道：“君上所言极是。南济水一战，齐人已败。临淄大军未必是鞔之适的敌手，鞔之适纵横鲁阳、潡水、济水未尝一败，田庆虽能却不能及。”

“纵齐人不败，又能如何？大战之后，齐人岂能再入泗水？况且就算攻入泗水，以泗上墨家守城之能，疲惫之下，又能攻下几座城邑？”

“现在平阴被破，临淄门户大开，齐国之败已无可挽回。墨家已派使者，三次问罪，若是我们仍要借粮于齐人，墨家获胜之后，邹、费、方与、缯等地的义师入境问罪，如何能抵？”

“临淄路途遥远千里，墨家不能持久。可武城入曲阜不过数日之程。鲁墨交战，齐人且不说无力救援，就算救援难道从临淄抵达曲阜的时间会比墨家从武城入曲阜的时间更快吗？”

这一如当年鲁侯派公子们前往晋楚出仕以为了抵御齐国的侵略一样，到时候根本来不及。

周公制礼，鲁国作为周公后人的封国，表面上很重礼，但从隐公时代就开始出现了六佾坏礼之事：那六佾是三公之礼，三公是三公，伯禽之后只是袭承了鲁国封地，却没有袭承三公之职，只能用诸侯之礼。

再之后三桓乱政，以及鲁国势弱，就算有心护礼，却也没有实力。

况于墨家就在鲁国附近，武城到曲阜一路通途，鲁国自然不会傻到扛起护礼、反墨同盟的大旗。

犁鉏又道：“去岁齐人借路的时候，国人便有怨言。墨家义师以鲁无辜，放任梁父大夫过鲁而入武城，鲁人皆赞墨家有君子之风。墨家的义，多在鲁国传播，当年因为救项子牛伐鲁之事，君上也允许墨翟在鲁国随意办学……鲁人本身便心向墨家。”

“齐人多次伐鲁，而且自管仲之时，齐人侵占的鲁国土地，便让鲁国的民众缴纳双倍的赋税，这让鲁人对于齐人并无好感。数年前伐最，齐鲁更有仇，也不提当年文姜桓公之事。”

“如今墨家已胜，齐人却还要我们运输粮草。自宿麦、牛耕、垄作等稼穑之术传入鲁地，仲夏之月正是农忙时节，这时候再征召民众给齐人运粮……”

犁鉏顿了顿，忽然道：“万一有人在曲阜振臂高呼：君上无义，致使鲁人多苦，不若诛之……又将奈何？”

“或有人说：公子奋多贤，与墨家交好，公子奋当为君……又将奈何？”

“公子奋即便无心，难道到时候他会学泰伯逃亡而不就位吗？况且，以墨家之义，难道君上不知道墨翟如何评价当年楚白公胜之乱王子闾推辞不继位的事吗？”

鲁侯拍手道：“这正是我谈及菟裘、观鱼事的缘故啊。我难道不担心这些吗？可是，昔年欲老菟裘、观鱼于棠的隐公，又是什么下场呢？我不能够决断啊。”

“朝中众人，唯有你知我心，这又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