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们争论不已。李玮、贾诩等人势单力薄，增兵之议随即搁置。

议事结束后，李玮、贾诩等人再次拜见长公主，极力劝说长公主下旨增兵，以便稳定西疆和关中，确保大军迅速收复洛阳，中兴大业稳步推进。

长公主考虑再三，连夜在凤凰池召见蔡邕、荀攸等大臣，再度商议增兵之事。

“殿下，增兵的后果是什么，我们都清楚。”荀攸皱着眉头说道，“兵力越多，大将军手中的兵权越大，朝堂上的北疆势力也愈发稳固，这对中兴大业的危害极大。”

“今天西疆和关中的危局，可以说是大将军和太尉大人蓄意制造的，其目的就是为了逼迫朝廷增兵。”荀攸拿起徐荣的奏章，指着其中一段话说道，“殿下你注意到没有，在郑白渠大战的最后阶段，太尉大人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下令围歼西凉军，这直接导致了韩遂的阵亡，并且让西凉军损失过半。太尉大人为什么要下这样的命令？很简单，他就是要让西疆陷入混乱。”

“荀大人，战场上什么事都会发生，韩遂的阵亡也是个意外。”长公主摇摇手，不满地说道，“你这种估猜没什么道理。”

“韩遂即使不死，西疆也会乱，因为韩遂的西凉军只剩下一半兵力，他撤回西疆后，羌人一样会打他。西疆不乱，太尉大人还有什么借口逼迫朝廷增兵？”荀攸说道，“太尉大人知道韩遂阵亡的时候，西凉军士气低迷，他完全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集结优势兵力全歼西凉军，但太尉大人为什么放弃了？当真是因为担心羌人占据西疆吗？羌人此刻远在河西，太尉大人只要在全歼西凉军后，让庞德带着三万铁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进西凉，羌人还敢打进西凉腹地吗？不要忘了，狂风沙的铁骑现在就在天穹沙漠，羌人如果渡河攻击，必定腹背受敌。虹日和铁头还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吧？”

“韩遂死了，西凉残兵回去了，羌人也有了攻击的机会，西凉想不乱都难。西凉一乱，关中就岌岌可危，朝廷只能增兵，大将军和太尉大人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长公主沉吟不语。

“大将军早在中原大战结束后就有增兵的意思，但他担心自己成为众矢之的，遭到朝野上下的非议，所以很谨慎，让臧霸、管亥等青州军将领出面向朝廷讨要建制。这次，他终于忍不住了，利用攻打关中的机会巧妙地布下了一个陷阱，以西疆大乱为借口，以放弃攻打洛阳为要挟，逼着朝廷主动给他增兵。”荀攸叹了一口气，“说来说去，大将军还是不愿意自己手中的权柄受到任何损害，他要抢在收复洛阳之前进一步巩固北疆势力对朝政的绝对控制。”

“但是朝廷如果不增兵……”长公主担忧地说道，“局面可能一发不可收拾。”

“太尉大人是什么人？他打了多少年的仗？他为什么在此刻主动请辞太尉一职？他去关中之前为什么把麴义将军从中原战场调到关中战场？”荀攸淡淡地一笑，“他如果没有把握稳住西凉，他敢把韩遂杀了？他敢把西凉军放回去？”

“但太尉大人手中只有十万人马了。他要同时兼顾西凉、关中和关西三个地方。现在就算他全歼了西凉军，让庞德将军占据了西凉，他依旧没有足够兵力攻打洛阳。”长公主无奈地说道，“这是事实，诸位大人不会否认吧？”

“增兵就能打下洛阳？增多少兵能拿下洛阳？十万还是二十万？”荀攸摇头笑道，“洛阳非常坚固，就算我们增兵十万，甚至增兵二十万，也不一定能打下洛阳，因为我们的财赋有限。打洛阳，兵力固然重要，但决定战局胜负的却是财赋。财赋的积累，取决于朝廷新政的实施。朝廷新政的实施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朝廷和各地府衙的官僚。没有这些人不折不扣地执行朝廷的各项命令，新政如何得以实施？官僚增多，朝堂上的策略之争、势力之争也就越来越激烈，这必然会损害北疆人的利益，而这正好触及到了大将军的底线，所以大将军和北疆人要反击了。”

过去，天子和朝廷需要北疆，需要北疆的武力，需要北疆的武力来保障新政的制定和实施。但随着朝廷的财赋越来越多，随着朝廷大军收复的州郡越来越多，随着涌进朝堂的各地士族官僚越来越多，随着新政的逐步完善和改进，北疆武力的地位渐渐降低，北疆官僚的作用渐渐减小。北疆武人和士人的利益渐渐受到损害，但这是一种必然，一种发展的必然。

大汉需要北疆，朝廷需要北疆，但北疆仅仅是大汉的一部分，不是大汉的全部。北疆仅仅是大汉中兴的开始，不是大汉中兴的结束。大汉中兴，需要动用整个社稷的力量，仅靠北疆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北疆也没有推动整个中兴大业持续发展的巨大力量。

我们承认，中兴大业是从北疆开始的，新政也是从北疆开始的，但中兴大业在不断地发展，新政也需要根据中兴大业的发展不断地做出调整和修改，朝廷因此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如果让北疆人长时间的持续的把持朝政，新政的发展必然受到极大限制，甚至还会朝着不利于大汉中兴的方向发展，中兴大业有可能遭受无法估量的打击和破坏。

任何权柄的使用都要受到制约，去年年底青兖两州圈地炒地之事就是北疆人的权柄失去制约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如果不是大将军果断出手，中原大战的战果可能在旦夕之间丧失殆尽。同样，今年我们需要关、洛士人帮助朝廷稳定关中，但我们遇到了很大阻力，原因就是因为北疆人牢牢控制了权柄，他们利用各种办法排斥和打击北疆以外的士人，让他们很难有机会为朝廷出力。

北疆人在新政的制定和实施上也有严重问题。北疆人首先考虑的是边郡的稳定，是大漠的稳定，所以朝廷的很多财赋都用在了边郡的治理上，对胡族的政策也倾斜得非常过分。北疆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能支撑下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商贾的帮助，所以北疆人对营商一直保持着很大的兴趣，给予商贾的待遇很高。很多商贾不但成为士族，还入朝为官。当然了，这和他们尊崇大儒王符的《潜夫论》有很大关系，认为营商可以增加财赋收入。但营商获利便捷，收益大，人皆向往，对农耕和财赋会产生很大影响，时间久了，对社稷的危害显而易见。

北疆人中很多出身黄巾军，他们对土地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挚爱和恐惧，他们想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土地，但又担心每一个人会失去土地，所以对新田制的推广非常狂热，实施起来的时候一丝不苟，近乎苛刻，不愿意做任何变通。其实任何一种制度要想成功，都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北疆很成功的办法，照搬到中原未必成功。但北疆人在这一点上的做法实在让人无法忍受，他们遇到阻力的时候不是及时做出调整，而是利用严刑酷法予以镇压，手段极为血腥。很多矛盾和纠纷就是这样产生的。

今年，赵岐老大人突然提出定都长安，而北疆人几乎无一例外鼎力支持。定都何处，关系汉祚命运，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但北疆人把它想得太简单了。

荀攸说了很多，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北疆人的权柄要受到制约。如果增兵，北疆人权势更大，将来无法控制，中兴大业可能失败，大汉可能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