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确认首例非洲猪瘟后的一两个月，是国内养猪业最昏暗的一段日子。

一方面是确诊的非洲猪瘟疫情从北南下，来势汹汹，一个省接一个省宣布“沦陷”，传播速度之快、发病率之高超乎了人们的想象。

另一方面是“跌跌不休”的猪肉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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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会认为，非瘟一出，猪肉价格会应声而涨，其实并不然。

非洲猪瘟属于非人畜共患型疫情，对于猪肉需求的负面影响其实不明显，供给方面的变化才是影响价格变化的主导。

在初期，养殖户面对这一来势汹汹的疫情，主动抛栏带来了猪肉阶段性供给暴增，甚至疫情的每一次明显扩散，都会导致养殖户开始新一轮恐慌性抛售。于是乎，在短期内，反复对猪价带来了明显压制效果。

很多养殖户不是不知道在市场加速出清之后猪价会迎来涨价行情，但他们慌啊。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得起防疫的成本和风险的，与其提心吊胆，不如趁早出手了事。

即使是部分上市猪企，在首例疫情发生后，也启动了提早出售的政策，将上市体重降低到105公斤-115公斤范围，以缓冲可能执行封锁令带来的销售风险。

在这段“噩梦”时期，就是拼底气的时候了。你没有足够的防控底气，就只能在非瘟和价格暴跌的双重冲击下欲哭无泪。

而有底气的人，就能淡定的坐着喝茶。

在冀省某地的一个大型养猪场内，嘉谷农牧派来的生物安全官罗邦刚从猪舍排查出来，回到办公区，当他脱下密不透气的防护服时，全身湿透，整个人像从水里出来一样。

养猪场老板老周又是斟茶又是递水，恨不得将罗邦奉为座上宾。

这并不过分。在非瘟风暴中，任何一个能帮助养猪场将生物安全措施落实得滴水不漏的防疫专家，都能成为猪场老板的座上宾，更不要说是一位技术过硬且工作认真、总是冲锋在防控第一线的“高手”。

等罗邦一口气喝了两杯茶，缓过神来，老周才坐下来闲聊。

“听说非瘟已经蔓延至岷省了，这是第几例了？第十一还是第十二例来着？唉，南方猪市也彻底危险了。”

“迟早的事。”

“听说农业部已经将你们嘉谷的防控经验写进了公共防控条例里？”

“迟早的事。”

“啧啧啧……”老周咂咂嘴，也不知道在感慨什么。

罗邦瞥了他一眼，道：“所谓的防控经验，又不是什么秘密。归根到底，能否执行到位才是关键。”

啧，这话倒是……让老周无法反驳。

生物安全是一门学问，但说白了也就那么回事。不过，“知道”不代表着“做到”。养猪户能做到全进全出吗？每天进出猪舍会洗澡吗？拉猪的猪车来了会要求消毒吗？引种回来的猪是否做到隔离饲养了呢？

恐怕大部分答案是否定的。

很多地区的基层防疫水平有限，导致很多防控措施流于纸面，难以操作。农业部相关领导都直言，“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确实暴露了国内在动物防疫队伍，特别是基层动物防疫队伍建设方面的短板。”

像嘉谷农牧这样，拥有一支精干得过分的基层防疫队伍，不仅能满足嘉谷养猪场所需，还对所有合作伙伴伸出援手，简直是奇葩中的奇葩。

老周的养猪场防控如果没有嘉谷派驻的生物安全官帮忙指导和督促，他现在绝不可能有心思坐着喝茶聊天。

毕竟，隔壁县，就是冀省首例非瘟疫情的爆发地。

说到这，老周下意识地压低了声音：“你不知道吧，隔壁县现在是乱七八糟的，养猪户规模不管大小，都在疯狂抛栏。一到深夜，大车小车直奔那边，一车车的猪往外运……”

罗邦听得直皱眉。

这就是社会众生相、世间百态了。

疫区养猪户最是恐慌，甭管是不是有病毒潜伏，只想着“能卖一头是一头”，抛栏的生猪价格也是跌到了谷底。

价格一低，就有了利益。用老周的话来说，就是“疫区3块的猪价，到非疫区就有6块多，利益驱使车往低处走，猪往高处行……”

问题是，根据农业农村部的要求，有1起疫情的县，就要暂停该县生猪产品调出该县所在市，暂停该市所辖其余各县生猪产品调出本省……隔壁县毫无疑问属于“暂停调出”的范畴。

要说隔壁县设立的防控非洲猪瘟临时检查站也不止一处，但猪贩子就是能神仙过海，各有路数。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老周撇撇嘴道。

罗邦沉默不语。

其实，从07年非洲猪瘟传入北方邻国以后，国内就开始进一步加强了对非洲猪瘟的监控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防控应急预案以“防患于未然”。应该说，爆发非洲猪瘟后，相关部门是迅速做出了反应并及时应对。

然而，正如其他很多政策，好意的出发点，往往在执行中逐渐扭曲，最终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