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上午岑春渲与这些昔日老友只是絮叨一番这些年的近况，并没有说到什么要紧事。唯一算得上正经事的，还是他拜托这些旧友，希望通过他们的关系尽快与京城乃至北方的文化人建立联系。

大家一直料到晌午时分，才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之后便各自告辞。

岑春渲等人返回新华门是十一点过一刻，刚好赶上了午饭准备停妥，吃过午饭之后稍适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接到代理国务总理熊希龄的电话，熊希龄已经在国政办公厅的贵宾室等候会见。

在北上之前的预知电报里，岑春渲提到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并没有直接说明是为广东战事议和而来，而是以“分析南北局势、促进民国团结的请愿”为内容。如果换作普通老百姓来请愿，别说能否进入新华门，北京政府甚至连回应都免了。恰恰是岑春渲在南方的名气，以及他这次是从广州这个敏感的地方前来，其隐射的目的昭然若揭。

袁世凯虽然不喜欢岑春渲，也不愿意跟岑春渲谈论什么请愿或者议和，可是接任赵秉钧为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并非北洋派，没有必要完全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上。北京政府这次之所以高调的答应接受岑春渲会访，其主要原因还是熊希龄在背后推动。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因晚年学佛，又有佛号妙通。湖南省凤凰县镇竿镇(今沱江镇)人。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家，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总理。熊希龄幼时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并能举一反三，闻一而知十，少年时就初露锋芒。被誉为湖南“神童”。清光绪年间先中举人，继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受梁启超、唐才常的影响，主张维新立宪。

袁世凯本意并不甘心让熊希龄来继承赵秉钧的位置，赵秉钧或多或少算是北洋派的人，又是早年跟随自己的老部下。总统府和国务院都由北洋来掌控，这样的中央政府操作起来才得心应手。只可惜赵秉钧太让人失望，偏偏在宋教仁案子里落下口实，不得不提前告老还乡。

趁着赵秉钧仓促下台之际，进步党人士看准时机立刻造势，将熊希龄推到代理总理的位子上。当时袁世凯要避嫌独裁的风头浪尖，只好顺水人情让熊希龄成为代理总理。

进步党是在梁启超的主持之下，联合共和党、统一党以及民主党组成的国会第二大党派，而撮合这三党联合幕后力量还是袁世凯。在宋教仁领导下的国民党势力膨胀之时，袁世凯必须扶持国会的小党派来抗衡国民党，于是就有了进步党。

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袁世凯以北京政府的名义x解散国民党，进步党众人也一起联名附议，蛇鼠一窝的打倒了国民党。可是袁世凯自己也没有料到，国民党被裁定为叛党之后，进步党渐渐有了欲望，不甘心受北洋派的控制。一个个昔日立宪派的士绅们企图在中央政府获得实权，真正意义上与大总统共同执掌这个国家。

如果袁世凯真心要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权，他早先就选择跟国民党合作，只可惜进步党的人太天真、太理想，没有看透袁世凯的权欲之心。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熊希龄上台不到一年的时间，二次革命刚刚结束，袁世凯故意策划新闻界重提热河行宫盗宝案，污蔑熊希龄涉嫌其案，导致熊希龄被迫辞职的原因。

京城近几天的报纸一直都在报道岑春渲北上的消息，就连市井说书的先生都知道岑春渲这次进京肯定与广东战事有关，更不用说身为代理总理的熊希龄。

熊希龄之所以要跟岑春渲会谈，是因为进步党人士也认为南方持续七个月之久的战争是时候停止，这场战争打下去不单单劳民伤财，更重要的是让北洋派的军事力量实力越来越壮大。进步党这些政治官员在中央政府唯一的实权，就是微弱的掌控着国家财政，熊希龄、张謇甚至黎元洪一直打算利用国家财政来掌握话语权。

对于进步党人来说，这场战争北洋派战败的话，对北京政府是一场极大的灾难，不仅权威尽损，还白白浪费了那么多资源；若是北洋派战胜的话，袁世凯的地位会大幅爬升，随之相对应的进步党在中央政府的实权又会缩水。

所以，无论战胜还是战败对进步党人来说都不是好事，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要看岑春渲此番北上是否带足了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