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赵北抵达富顺县那一天算起，这位总司令已经在本埠呆了整整两天半，可在这两天半的时间里，富顺盐商和军政要员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这位共和军的首脑人物，就连精心准备的接风宴也是蓝天蔚、傅华封代为出席的，谁也不知道赵总司令到那里去了，可偏偏从镇守使田振邦的嘴里传出风声，说是共和军方面打算整顿盐政，刷新盐业。

可具体怎么整顿、怎么刷新，却没一个人知道，蓝天蔚、傅华封都是守口如瓶，田振邦刚刚从成都赶到富顺，而且一介武夫，除了银子什么也不懂，结果这两天下来，所有的盐商无论产业大小，均是战战兢兢，现在都知道已经改朝换代了，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坐江山的换了人，连大臣都能换，何况小小盐商？

盐商，中国古代商人中的翘楚，凭借着特殊地位不仅为自己攫取了大量财富，同时也与官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扳倒一个盐商，那需要动用足够的力量。盐政，不是那么容易整顿的，至少在承平年间如此。

前清时候的盐政讲究八个字：裕课、恤商、利民、杜私。裕课，是指最大限度榨取盐税，充裕国库；恤商，是指减轻盐商负担，避免涸泽而渔；利民，是说降低盐价，扩大引岸，不使百姓受淡食之虞；杜私，是说尽力杜绝私盐贩卖，维持盐税收入。

这八字真言看上去冠冕堂皇，值得山呼“吾皇圣明”，但实际上却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从清初开始，这盐政就一路磕磕绊绊，就没有走得顺畅的时候，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那“八字真言”之间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裕课就意味着要加大对盐商的压榨，盐商都不是傻子，自然不会自己承担这苛重的赋税，自然会放弃那些遥远而又毫无利润可得的引岸，还必须想尽办法将私盐变成官盐，以降低成本，如此一来，就造成了两个直接后果：其一，偏远地区的百姓无法吃到官盐，或根本吃不起盐；其二，大量盐税流失，或变成了盐商的豪宅、戏班，或进入了盐官、税吏的口袋，朝廷收入自然而然的降低了。

当然，清朝统治者不是没有考虑过对盐政实施改革，从立国之初起，皇帝们就一直盯着那盐税，底下的那帮能臣也没少出好主意，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敢动手而已，所以，盐商得以继续维持着他们的特权，不过这个特权的享受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用一句官场上的话来说，盐商就是朝廷养的“肥猪”。

皇帝之所以愿意维持盐商的特殊地位，纯粹就是在养肥猪，什么时候缺银子了，什么时候就杀猪，而盐商数量有限，这就决定了杀猪程序的简便，有几口猪，每一口猪有多肥，这些细节官府都一清二楚，按图索骥，没一个能跑得了。没办法，古代中国商业、货币的流动性太差，只有财大气粗的盐商才有足够的现金供官府勒索，其他的商人根本没有这种实力，南方的行商虽有这种经济实力，但现金不足，也不是旱涝保收的行业。

只有盐商才是肥猪，宰起来痛快，作为交换，朝廷也就给予这些盐商特殊照顾，甚至可以为盐商子弟的科举应试提供种种便利。

清初的盐法是纲商引岸制，是直接继承的明代盐法，这一制度在明代就已暴露出许多弊端，明末就已出现了改革盐法的呼声，只是由于明王朝的迅速覆灭而终未施行，到了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盐法败坏已极，严重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雍正皇帝不得不采取措施对盐政进行小范围修整，敲敲打打，勉强应付，自那之后，每一个新继位的皇帝都曾试图对盐政进行彻底整顿，就场征税、民运民销……诸多改革措施一一出笼，直到道光年间，终于出现了“票盐法”，从根本上解决了纲商引岸制的缺陷，但不等进一步推广，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先后爆发，为了解决军费问题，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又对盐政指手画脚，采取了寓纲法于票法的循环票法，等于是又退回了纲商引岸制，从此之后，清朝的盐政就再无回天之力，一直到清朝覆灭，这纲商引岸制也没废除。

如果从明代算起的话，这一古老的盐政制度已施行了五百年。

曾有历史学家评论说“古代中国是个保温瓶”，盐政制度或许可以为这句话做个完美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