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湖北省议院，四川省议院的开院典礼要热闹许多，一来是天气暖和，人们愿意呆在外头看热闹，二来则是川人的扎堆儿性格，正好凑个热闹，开开眼界，以后摆龙门阵的时候兴许用得上，再加上袍哥们又有主持这种典礼的经验，往年他们每年都要举办多次会期，什么单刀会、团年会、迎宾会、春台酒等等，无一不是热闹非常的大会，这时候把以前的那套江湖规矩稍微改改，就把这议院开院典礼办得有声有色，舞龙、舞狮是小菜一碟，上刀山、闯火海才是袍哥们的拿手本事，一场典礼硬是被他们办成了一台大戏，在场看官无不尽兴而归。
本来，众位议员是想推举总司令做四川都督兼议长的，但那议长一职却被赵北婉言谢绝，而是提名重庆名士朱之洪担任议长一职，之所以如此安排，除了朱之洪是同盟会正式会员之外，还在于他的重庆总商会委员身份，赵北希望此举能够取得四川工商界的支持，同时也向同盟会示好，作为革命同志，同盟会还是值得拉拢一下的，四川不比湖北，这里的同盟会势力要兴盛一些，同盟会也是知道“天下未乱蜀先乱”的道理的，成立之初就派人入川发展势力，许多袍哥首脑都是会员。
至于四川都督的位置，赵北倒是痛痛快快的“暂坐”了，不过这“都督”一职本是军政时期的特殊职位，将来天下太平了，这都督要废除，各省军政、民政要彻底分开，民政由省长主持，而且这四川的省长一职现在就应该设立起来，免得到时候慌乱，至于这川省省长的人选么，总司令出乎意料的推举了正在上海参加制宪会议的立宪派名士汤化龙，当然，这需要取得议院的同意，他还不想拂逆四川民意，至少现在不行。
虽然人们不知道总司令为什么青睐汤化龙，但是总司令的这个姿态很清楚的表明了一个道理：此次征川之战，绝非是湖北“入侵”四川，也不是革命派“吞并”立宪派，总司令更不是为自己打地盘。
所以，川人可以放心了，至少，立宪派可以放心了。
除了议长和省长的人选之外，其它民政各部的主官也都由赵北推举，为了照顾四川民意，各部主官大多都是四川本地人，就连被共和军俘虏的一些前清官员也都做了军政府的官，比如原川东道朱有基，投降之后就做了地方自治会会长，重庆知府钮传善做了重庆市长，巡警总署杨体仁投降后更是被委以重任，当上了川省警察厅长，统管全省警政。此举果然赢得四川缙绅信任，共和军所到之处，各地前清伪官纷纷“反正”，投入革命阵营，西征军征集粮草、夫役也变得更容易了。
虽然这些伪清官员的留任被一些人批评为革命立场不坚定，但目前来说这是最稳妥的处理办法，新旧势力的交替不会一蹴而就，何况是在这种战乱局面之下，依靠这帮地头蛇的势力，共和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稳定地方，而且能够减轻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尽快结束四川战事。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政治游戏，必须赶在北方完全平静下来之前结束四川战事，共和军的主力不能留在四川，湖北永远是总司令关注的重点方向，历史已经证明，单独割据四川的势力是绝对不可能完成国家统一事业的，湖北才是总司令进取天下的跳板。
四川情况与湖北不同，这里深处内陆，不如湖北开化，立宪派力量和守旧派力量很强，但另一方面，这里的革命力量也很强，在“戊申革命”之前，同盟会就已在四川策动了几次会党起义，虽然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但却扩大了同盟会的影响，这里的袍哥头目不少都是同盟会背景，如果赵北在四川采取强硬革命立场的话，在打击守旧势力的同时，以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势力也必然会迅速崛起，以现在的共和军力量，无法保证将其控制住，所以，目前的情况下，控制四川的最好手段就是平衡战略，要让守旧势力和革命势力保持力量平衡，只有这样，总司令才能上下其手。
现在治理四川，应该以怀柔手段为主。
当然，作为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仅靠怀柔手段是不够的，要想将底层民众和开明缙绅拉拢到自己一边，这必要的霹雳措施也必须到位，满清的苛捐杂税要废除，旧的人身依附关系要取缔，贪官蠹吏要加紧清理，满清势力要扫荡干净，鱼肉乡里、只知道土里刨食的土豪必须扣上顶“劣绅”的帽子，建设家乡的开明缙绅、实业人士则应该予以必要的奖励……这些事情不仅是共和军要做的，也是省议院的议员们关心的。
“此次我军入川，非是以川人为敌，实乃与满清余孽为敌！大军所过之处，秋毫无犯，市井百姓箪食壶浆，缙绅耆老牛酒劳军，军民一体，戮力以赴，扫荡旧势力，建设新四川！……在我看来，川省目前急务有二，一曰废除苛捐杂税，改善民生，二曰修建铁路，改善省内与省外之交通。”
赵北在议院里侃侃而谈，很快将话题集中到了铁路建设上。
庚子之后，清廷举办新政，各地官员纷纷倡议大修铁路，目的有二：一为转运各地土货，二为官员中饱私囊。清廷顺应大势，为修铁路不惜加重厘捐、大借洋款，为防路权落入外国之手，士绅纷纷上书请求允许各地绅商自办铁路，收回路权，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就已奏请开办川汉铁路，由四川自酬资金五千万两库平银，修筑一条从成都直达武汉的铁路，闻知消息，留日四川籍学生在法部主事蒲殿俊的主持下广为筹措资金，认购川汉铁路股份，在他们的带头下，四川商民无不踊跃认购路股，被随田征收路捐的百姓也没有捣乱，如此一来，不过短短几年时间，已从民间募得一千余万两白银的民股。
川汉铁路一开始就是官办，除了分红之外，股东没有任何权力。官办必然导致弊端丛生，铁路公司的各级主管都是拿银子捐来的候补官员，上任之后无不以中饱私囊为己任，因而募股五年以来，铁路未见修好一寸，可修路的资金却日益短拙，不是被人拿去放了高利贷，就是被川督挪用，做了别的事情，认购了股份的商民无不痛心疾首，纷纷陈情川督，请求将铁路公司改为商办，修改集股章程，赋予股东权力。面对舆情，四川总督锡良只好将铁路公司改为商办，将官股卖出，变为商股，不过随着锡良的调任，此事就此搁置下来，赵尔巽督川之后，本来是打算继续募集商股的，不料“戊申革命”爆发，共和军横扫湖广，威胁四川，此时军事第一，自然就再也顾不上铁路的事情，而且为了筹措军费，赵尔巽还大肆挪用存在官钱局的商股资金，虽然没人知道到底挪用了多少路款，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川汉铁路的修建似乎是指望不上赵尔巽了。
湖北光复之后，军政府扶持工商业的传闻早已传入四川商人耳中，现在共和军打过来了，此时正是重提铁路修筑的最好时机，如果不能修建铁路，那么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将当年从民间募集的那一千万两白银的民股退还给商民呢？虽然当年不是军政府主持此事，但既然现在已经共和了，那么，这共和政府总得为国民着想吧？
当赵北召集省议员的时候，就有人向他提出了这个棘手的问题，现在趁着议院开院典礼的机会阐述共和军的主张当然最合适不过。
修建铁路不仅需要资金、技术，也需要原材料，尤其是铁轨，经过盛宣怀的整顿，现在汉阳钢铁厂已能制造出合格的铁轨，只是价格太高，又无关税保护，无法与外国铁轨竞争，如果川汉铁路全部使用汉造铁轨的话，那就将为汉阳钢铁厂创造一个巨大的市场，这正是赵北支持四川自建铁路的原因之一。
汉冶萍公司的钢材需要市场，四川铁路需要筑路材料，这中间就只差一个掮客了。
当然，这个掮客不能是洋人的买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