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很小就是一个很听话，很懂事的孩子，经常会帮家里干农活，比男孩子都勤快。

父母本来根本不操心她的学习，也对她的学习没抱有希望，可她的成绩一直非常好。

从小学到高中——

她的父母都没打算让她上高中，想让她读完初中就出去打工的，是她和她的老师求着父母要上高中的。

李玉还有一个小她三岁的弟弟，当时计划生育抓得很紧，出生时还被罚款5万元。

这让李家雪上加霜。

高考后，李玉每天都在家里等录取通知书，可一直等到10月份，都没有等来。

李玉是知道自己的成绩的，不说一本了，考个二本是毫无问题的。

她去学校问过，老师只说让她再等等。

到最后，她还是没有等来录取通知书，终于彻底死了心。

因为她发现，即使她考上大学，父母也没有钱供她去读。

也许录取通知书就是被父母藏了起来，于是她只能去了浙江打工……

虽然她猜测可能是父母藏起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她并不怨恨父母。

每月打工挣的钱，都会寄回来，她说要帮弟弟买房子、娶媳妇。

就这样寄了好几年，一直雷打不动，而且数字也持续上升。

忽然，有一个月，家里没收到钱。

李玉母亲打电话过去问，李玉说她病了，钱都用去治病了。

刚开始，父母也没当回事，想女儿还年轻，扛扛就过去了。

李玉也宽慰父母，这样过了几个月，李玉母亲不放心，就让李玉父亲去浙江看女儿。

主持人想让画面更有层次感，逮着机会，就拿着话筒，问李玉的父亲：

“叔叔您还记得看到女儿第一眼是什么样子吗？”

“瘦——”李玉父亲盯着水泥墙面上挂着的钉耙，眼睛红了，

“很瘦……很瘦，都瘦脱形了……”

“还有别的吗？”主持人想挖掘一些更感人的地方。

李玉父亲的话忽然清晰流畅了起来：

“我找到她住的宿舍，她给我做饭。

我看到她的身子一直在晃，像要倒下去一样；

我走过去，看到她的脸上流着汗水。

那已经是深秋的天气了，天气很凉，她却满脸都是汗，一定是强忍着身体的痛……”

“是什么病您知道吗？”

李玉父亲摇摇头，说：“她说没查出来，也不给我看检验报告。

就是给我看，也看不懂。

还安慰我说，没事的，她还年轻，再扛扛就会好的。

我想想也是，在我们农村，生了病都是靠扛。

我住了两天，怕耽误她工作，也惦记着地里的农活，就回来了。

没想到，那是我看她最后一眼——

还不到一个月，厂里就通知我们，她……”

李玉父亲再也说不出来下面的话，他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了起来。

这个老实巴交的汉子，突然号啕大哭，像个孩子一样，毫不掩饰。

可想，他压抑自己的情绪，已经到了不得不爆发的程度！

屋里有些沉闷。

大家都不说话了。

摄像机镜头紧紧地盯着他，记录下了他的每一滴泪水、每一次抽泣、每一次擦拭……

等他渐渐平静下来，我问：“李玉的弟弟呢？他能回忆一下姐姐吗？”

李玉母亲说：“他在那边屋里，我怕他伤心，还没告诉他。”

主持人看着她，说：“弟弟一定有另外的感受，能联系一下吗，让他接受我们的采访。”

李玉母亲犹豫了一下，还是拿出手机，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因为是老人机，她习惯地打开了免提，说了我们的意思。

对方立即说：“别让他们来！

我没什么说的！”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主持人也不能再逼他，又问李玉父母：“这件事出现后，你们有什么想法？”

李玉母亲愣住了，说：“啥想法？”

我明白了，实际上，对李玉的父母和家人们来说，“李玉被人顶替上大学”这件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让李玉去上大学。

被人顶替，无形中其实成为了他们需要的事情。

一股悲凉感，从我心底泛起来。

这时，李玉母亲的电话响了，还是免提，是儿子打来的。

一个尖利的嗓子，仿佛是吼着说：

“让他们赔钱！

最少要50万！

不行，要100万！

100万！”

李玉母亲讪讪地说：“他们、他们能赔钱吗？”

杨叶说：“我们会做这方面的工作的，对了——”

这时，宋记者忽然拿出手机，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说：

“李玉的高中班主任打来的电话，我跟她联系好几天了，她都不接受采访。

现在主动打电话过来——”

他指了指摄像，摄像立即搬动三脚架，把镜头移动到宋记者放在桌子上的手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