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南人党分为两种意见，一是以柳成龙为首的党人，他们对于“播迁”以及“内附”之事坚决反对。

柳成龙提出两点反对意见：一方面柳成龙认为“今东北诸道如故，湖南畿湖南部忠义之士不日奋起”；另一方面认为“君虽从死于道路，不过为妇寺之忠。此言一出，人心瓦解，谁能收拾？”

他说这话是为何？是因为此时南人党成员金诚已在组织义军活动，同样出身南人党的李舜臣在海战中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因此一旦“内附”，民心、将心涣散，便再无复国可能。

此外，出于私心，柳成龙也想保住南人党的战绩，以便在接下来的党争中掌握主动权和发言权。所以，作为南人党成员的柳成龙才会指责李恒福“何为轻发弃国之论乎？”

彼时孤立无援的李恒福显然无法与之抗衡，只得退后不语。

南人党中的第二种意见，便是以李德馨为代表，赞同“播迁”而对“内附”之事持中立态度的党人。

南人党成员李德馨主张向咸兴方向播迁，他认为“今封疆以蹙，只有咸镜一道而已，咸兴府兵多粮广，足以据守”。

但西人党成员尹斗寿反对播迁此地，尹斗寿对此提出三点理由：“自上不欲守此城，则退住之处，只有三件。急往宁边，缮修器械，召集江边士兵以守之，事急则向义州，赴诉天朝，以明仍贼入寇之说，上也；

远向江界，集诸郡之兵，婴城固守，则可至一二月，事急则江界下游即鸭绿江也，乘船以下，乃上国宽甸堡，二也；

咸兴形势，臣所备谙。城大而地，四面无险，欲召士兵，则北路必乘虚入寇，欲向南道，则道路险绝，未易等过，贼踵其后，必成围困，此决不可行也。”

尹斗寿曾担任过平安监司，而平安道与咸镜道相邻，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尹斗寿对此地地形十分了解。因此他在分析咸镜道咸兴的地形之时，有理有据，且十分具有说服力。

不止尹斗寿，同属西人党的郑澈也坚决反对播迁和内附，当李昖问及郑澈江界的情况之时，郑澈回答：“小臣新自江界来，此是穷边苦寒之地，风土极恶，粮道难继”，尹斗寿赞同郑澈此言，认为播迁江界后将“无以号令”。

不过，在识破李昖和李恒福的谋划以及参考严重的战争形势后，尹斗寿一改前态。他提出可往江界与宁边，表面上消除了李昖的疑虑，暂时性地满足李昖去辽东内附的愿望，但实际上却仍然是满足西人党利益之举。

原因在于江界和宁边均为平安北道的城市，尹斗寿曾在此积累了不错的实力，同时江界也曾是西人党领袖郑澈的流放之地。因此，此地为西人党势力优势区。

宁边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一来其与咸兴之间有通行的道路，越过宁边，便可到达咸镜北道，于是便使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再无反对的理由。

同时咸兴可通往义州，又满足了李昖欲渡辽内附的愿望。而后播迁地点选定为宁边，这实际上契合了西人党的战争策略。

当月初八，倭寇入侵大同江，十一，李昖离开平壤，向宁边进发。同日到达肃川，再次日到达安州，又次日到达了宁边。到达宁边后，君臣开始讨论今后的战争战略问题。

此时有三种方桉：死守平壤、往辽东内附、抵达江界进而向咸镜道方向继续播迁。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只有西人党成员与李昖进行君臣抗争，因为此前南人党成员柳成龙在接待大明来使，并未能参加此次讨论。

于是在朝堂之上西人党一党独大，独立与李昖进行谏争。尹斗寿此前被派遣留驻平壤，西人党成员十分信任尹斗寿，因而在此次君臣谏诤中，西人党全体成员均不再赞成渡辽内附，全部主张等待平壤消息，表示如若平壤失陷，则出奔北道继续播迁。

西人党郑澈对于尹斗寿十分有信心，曾表示“临近则贼为主，我为客，平壤则我为主，贼为客矣”，认为平壤可守。郑澈以为平壤尚且可守，即使平壤失守，国家依旧有存身之地。为此，郑澈重提先前被自己否定的播迁之地江界，以此来表示对于内附的反对。

西人党成员崔兴源同样认为“贼势若挫，则北道可往”，同时崔兴源提出了如若内附的几点顾虑：一是宗庙社稷无处安放；二是如若大明不接受而同时遭受倭寇夹击，朝鲜定会无法应对；三是“辽东人心艰险”。

此时李昖数次与大臣展开辩论，但仅李昖与李恒福赞成渡辽内附，李昖曾直言“与其死于贼手，母宁死于父母之国”，甚至不惜提及安南国旧事。

李昖认为“赴辽，非但避难。安南国尝亡其国，自为入朝，天朝发兵送之，安南国得以复国”。所以在他看来，一来大明“抚藩字小”，肯定不会置朝鲜于不顾，其次此行不专为内附，还与请兵相联系。

最终结果便是李昖一行奔向义州为赴辽准备，世子光海君则往江界，进而抵达咸镜北道。此议一出，李昖便抛弃了反对内附的官员，令领议政崔兴源等与光海君一同侍奉宗庙于北道。

及至此时，朝鲜朝廷仍是西人、南人两党的天下，北人党因为李山海被罢暂时蛰伏，而当他在柳成龙执政陷入麻烦之时回归，重新带来的北人党却又隐隐已经有了“大北”与“小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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