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朱翊钧觉得毫无头绪是理所当然的，以他的政治思想基础而言，显然有很强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但他的毫无头绪对于高务实而言却可能不算什么难题，因为高务实手里有直接的办法。

这个办法不是高务实自己想出来的，他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恰好站在了一位与朱翊钧同姓的伟人肩上。那位伟大的改革家顶着国际国内巨大的压力，为他那个时代的中国改出了光明璀璨的未来，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解决办法主要就是两个分税制和转移支付。

在高务实看来，财政事务是理解国家治理体制的重要切入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仅财政行为本质上就是治理行为，甚至治理行为本质上都是财政行为。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每次财政制度改革，都会对央地关系、区域关系、乃至于后世的产生重要影响。

有明一朝早期的财政体系与后世红朝早期的财政体系几乎正好相反，大明是中枢财政能力极差而且财权还少得可怜，这一点在本书前文中已经反复强调，这里不再赘述。

红朝早期则是中枢高度集权、大包大揽的“统收统支”财政制度。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统一上缴中枢，地方支出再统一由中枢拨付。当时这么做是有原因的，是为了解决革战争中形成的分散管理、分散经营的财政经济状况，筹集新中国早期所必须的建设资金。

但在80年后，红朝采取了相对分权的“包干制”财政制度，原则是“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与之配套的是“利改税”制度。

这个改革的背景是70年代地方出现了财政赤字，再加之改开之后需要配套的财政制度，给予地方经济自主性同时给予财政自主性，于是有了“交齐国家，剩下都是地方”的分灶吃饭做法。

利改税是将国企原来向国家上交利润的大部分改为征收所得税，从而把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通过税法固定下来。但是很显然，这项制度并不完善，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于是94年后，红朝采取的是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分税制改革”，与之配套的是成立了“国税”与“地税”两套税收系统。

改革的直接导火索是80年代中枢穷到曾两次向地方借款，而根本原因则是中枢为了提高“两个比重”，即税收占gdp的比重和中央税收占全国税收的比重。

请注意，在80年后到94年前这个时间段，红朝的情况就和大明“大户部改革”之前有些相似了。

世界银行在2002年2月的时候曾经表示，认为那段时间的红朝财政体系是一个“环环相套的财政联邦制”。它的说法是这样的“尽管中枢政府确定了该体系宽泛的轮廓，但它仅与各省直接打交道。

例如，它设置了与各省收入分享的规则；接着，各省分别与其下辖市确定收入分享体系，市再与县，这样依次进行。支出的划分同样如此。因此，尽管红朝是单一制的政府体系，但这些制度安排却使其具有强烈的联邦制特征。”

“联邦”这个词用在此处，其表述的主要意义在于中枢拥有理论上的绝对权力，但地方拥有实际上的较高自主性——这是不是很“大明”？

红朝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分税制的细节远比大明复杂，这里不多表述。但是，其结果必须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的财政能力被削弱，依赖上级拨付。

这种“拨付”，实际上就是中枢基于地方的补助，一般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而转移支付又分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一般转移支付，又称均衡性转移支付或财力性转移支付。它不指定用途、地方可自主安排，目的是为了均衡地区间财政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

专项转移支付，主要服务于中枢的特定政策目标，一般与地方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结合，需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用途来进行使用。

高务实当时作为在基层政府工作过多年的年轻干部，算是亲身参与了这方面的实践，再加上他是学法律出身，后来又进修的经济，因此对这些事情算得上门清。

当时的分税原则有五级财政体系的分税，其中每一层级的上级政府都有权制定与下一层级的分税制方案。其共同规律是财权层层上解，事权层层下压，越是末端层级的政府，其财政状况越是窘迫。

正因如此，当时高务实在基层听人开玩笑说过，“中枢富丽堂皇、省里风风光光、市里摇摇晃晃、县里拆东墙补西墙、镇里全是哭爹喊娘”。

不过这个说法只是基层干部自嘲，其实大家都开过无数的会议，早就统一了思想，也知道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所以，自嘲归自嘲，倒也没什么人是真从思想上抵触这一改革的。不得不说，当时的中国人完全没有理由自卑，至少这样的精神在国外就几乎没几个官员能够具备。

中国人从古至今都一直坚信，舍小家为大家是一种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以至于很不理解西方人那种“只要我自己高兴，管别人死活作甚”的所谓自由。

转移支付，就是这种思想的升华。所谓转移支付，用最朴实的语言来表述，大抵就是从富裕地区收税，投入到贫困地区的基础建设之中，以此来尽力拉近地区发展水平，抵御地区发展在过度自由下的“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打造一个更加公平、稳定的社会大环境。

红朝这么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这本来就是它的理想和目标；大明也得这么做，但原因显然没有那样伟大，只是因为不这么做会出大麻烦——比如江南财阀逐渐渗透和控制朝廷话语权。

如果没有高务实的干预，原历史上后来的东林党不就这么做了吗？大明不就这么完蛋了吗？

高务实之所以坚持认为朱翊钧提到的三件大事里头，漕军骚动是必须第一个摆平的问题，正是因为他希望趁着伐元胜利的威望正在，而且播州和朝鲜都有大战需要面对的这个当口，戳破财阀间接干政的真相，给他们以政治上的打击，并且从此为他们画下一道红线。

只有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做这件事，自己手里的权力才会最大化，面临的阻力才会最小化，因此最后的效果必然最佳。要是换个时间点，恐怕多多少少都会差点意思。

因此高务实用尽量简单的语言向朱翊钧解释了一番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并且尽量将之说得更符合这个时代的思想主流。

于是朱翊钧听完恍然大悟“这不就是劫富济贫吗？这事我看可行，而且完全应当——不能总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务实，你这番抱负也正是朕之抱负！”

两个人于是又就一些相关细节讨论了一会儿，都喝下去了半壶酒。过了一段时间，朱翊钧看看沙漏，发觉时间紧张，生怕事情讨论不完，连忙先把这个话题止住，转移到了第二件事上，问道“江南的事情先说到这儿，接下来你认为应该先平播州而不是朝鲜，这又是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