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承恩的这档子事传到经略行辕，高务实也觉得有些棘手。
按理说，麻承恩接受的直接命令是堵口，确保将察哈尔蒙军主力围住。结果麻承恩本来可以赶到，最后却因故未曾完成，反而遭遇了一场看似平手、实则吃了暗亏的战斗，造成重大战略失利。
从这个角度来讲，麻承恩理当受到严惩。如果碰巧高务实此时想要立威的话，哪怕是“借尔人头一用”，那也是可以的。
然而现实往往不能完全讲道理，要考虑的方方面面有很多，最终得出的结论十有都会是折中的。
比如方才说，此刻对麻承恩最严厉的处罚可以是“借尔人头一用”。高务实身为蒙元经略，手持尚方宝剑，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用圣旨里授予他对“不用命”者的全权处置权直接斩杀、以正军法。
可是，有几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麻承恩真的该死吗？他死了谁获益、谁折本？他不死对将来是否有好处？
成年人从来不该是一时激愤就做出决定的，而政治家显然更是如此。就好比冲冠一怒为红颜绝无可能，吴三桂极大概率应该是被大顺军在京师拷掠百官逼饷的做法，以及那封说他老爹吴襄被抓的假情报误导，判断出自己投身大顺绝无好下场，而当时他西有李自成、东有多尔衮，实在没地方跑，所以才最终决定“借兵”——能借就借，不行只好投了。
总之，作为一个军事团体的领袖，他一切考虑的出发点都是利益，也只能是利益。别说陈圆圆在吴三桂心目中的地位到底高不高都很难说，就算退一万步讲，即便很高又如何，高得过在李隆基眼中的杨玉环吗？
同样的道理，高务实此时也不能傻乎乎地因为麻承恩“违令失机”就怒而处置，而是要把上面那几个问题先搞明白。
这三个问题里头，其实最关键是第二个：他死了谁获益、谁折本？
作为麻家军年轻一代里头的佼佼者，麻承恩是和他叔父麻贵一样的总兵级顶级将领，某种程度上而言，也就是麻家军下一代的领袖人物。
麻家将本身是高务实最早收至麾下的将门，既是高党武将的元勋，又是宣大将门的代表。心学派根本没考虑往宣大掺沙子，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麻家军、马家军这两大将门坚决站在高务实阵营，宣大三镇根本就针插不进。
哦，其实心学派早前倒也想过往宣大掺沙子，比如几年前把李如松调去做山西总兵其实就是一次尝试。
只不过这个人选挑得不好，李如松打仗是名将之选，搞政治则纯属外行，连着出了几次“跋扈”事件，搞得很多人下不来台。
后来赶上西北之乱，李如松被高务实调去西北打仗立了功。在高务实回京之后，他就被皇帝放在固原混了一段时间陕西总兵[注：陕西三边其实有五个总兵，包括陕西总兵、延绥总兵、宁夏总兵、临洮总兵、甘肃总兵]。再后来李成梁出事，更是干脆直接让李如松回镇辽东了。
之所以会这样发展，一来是李家在辽东势大，李成梁下台得有人能镇得住李家军；二来也是因为以李如松的脾气实在干不好统战工作，到哪都得罪人，让他搞掺沙子这种政治上的技术活，根本就毫无指望。
言归正传，麻家军既然在高党之中如此要紧，高务实怎么可能因为这样一件事就杀了麻家下一代的领袖，这不是典型的“亲者痛仇者快”么？何况麻家将目前虽然人才济济，但麻承恩的身份还真有些特别。
他是麻富之子，而且还是独子。麻富当年是英年早逝，之后作为麻承恩大伯的麻锦和作为三叔的麻贵都对麻承恩格外宠爱。这大伯、三叔俩人甚至不惜拉下脸来，将麻承恩送到马芳门下锻炼，为的就是好好培养他，以免将来自己在九泉之下无颜面对兄弟。
如今麻贵刚刚在三峡口获胜，高务实这边如果转头就严惩麻承恩，那让麻贵怎么想？
怎么，我麻家满门上下自带精兵干粮，二十年来拜在你新郑高氏门下卖力又卖命，现在你因为一场仗没打好，二话不说就把我亲侄儿一刀砍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别说杀了麻承恩，就算严惩都极不理智。实在是典型的拿自己开刀还去问别人服不服，跟后世被网民群嘲的三哥没两样，属于脑子进水的顶尖表现。
谁获益？那肯定是心学派获益啊！你高某人自断臂膀，我心学派还不得乐出花来？至于谁折本那就不必说了。
第二重要的是麻承恩不死对将来可有好处？这一点几乎也是肯定的。回顾一下麻承恩的晋升之路就可以发现，他之所以年纪轻轻就做到宣府总兵，最重要的战功都是跟着高务实打出来的，而升任宣府总兵更有高务实从中推动之力。
按照大明官场的习惯，麻承恩脑门上的高字可谓耀眼夺目，他除非想被全天下人戳脊梁骨，否则这辈子都不大可能做出背叛高务实的事来。
关于这一点，参考原历史上袁崇焕被崇祯杀了之后，祖大寿竟敢直接带兵走人就可窥见一斑——当时袁崇焕和祖大寿的关系就和此时高务实与麻家将的关系类似。祖大寿当时很清楚崇祯不会对他如何，但他依然二话不说直接带兵走人，原因就是顺从时代习惯：对皇帝忠不忠是小，对恩堂忠不忠是大。
后世之人对这种思维可能难以理解，其实这种情况是有文化基础的。你看孔子就明确支持“亲亲相隐”，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意思是家里人犯了罪，你是应该给他隐瞒不报的，因为这是一种最真挚也最基本的人性——孔子可没说要“存天理，灭人欲”。
这种思想逐渐发酵，就形成了很有中国特色的宗法制度，继而又形成了层层效忠的思维。到了大明时代，随着官场上师生关系和军队中的家丁制度等盛行，便发展出了文官“恩相”、“恩堂”大于皇帝，家主之命大于圣旨军令等奇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