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萨摩藩，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肯定是很好的选择，毕竟他们作为日本西南的强藩，离大明可谓最近，对于拥有两洋舰队的高务实来说，不仅联络方便，而且就算是丰臣秀吉发现并且震怒，高务实也没什么好怕。

打陆战我舍不得战死太多的家丁，但如果只需要保护萨摩的话就不同了，有本事你就和我京华来个海上决战。

考虑到丰臣秀吉当前的行为习惯，高务实觉得这个可能性都很小——只要萨摩保持名义上的臣服，丰臣秀吉多半便不会选择使用武力。说起来，丰臣秀吉这一点和他倒有些相似，即能用政治手段解决的事情，坚决不用武力解决。

早前织田信长死后，丰臣秀吉解决了织田家内部问题，控制了织田氏旧家臣的实权，有意统一日本。他一开始倒也想利用武力屈服德川家康，可是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挫败，于是立刻转而采取与德川家康达成议和的外交屈服手段。在石川数正突然投靠之后，立刻与德川家康和谈，并收德川家康的次子于义丸为养子，再利用婚姻使德川家康臣服。

然后丰臣秀吉继续使用政治手段，以入侵朝鲜、展望大明为诱饵发动侵朝之战，蛊惑了大批实力强大的大名加入战争。

这场仗当然是打败了，但也严重削弱了当时主要大名的军力和资金。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些意外：比如德川家康因为得到丰臣秀吉的批准，以讨伐北条氏残余势力为名，获许留守名护屋城进行守备工作，没有直接参加两次战役，所以战争对他们的影响较少，因此影响力逐渐增大，只有同为五大老之一的前田利家才有可以制衡德川家康的实力。

丰臣秀吉于庆长三年(1598年)八月十八日(9月18日)在伏见城病死，继承人是不到六岁的丰臣秀赖，这时候继续维持朝鲜的战争显然不合适，所以丰臣家立即将出兵朝鲜的将兵调回国内。

而丰臣秀吉离世前仍然不忘政治手段，要求“五大老”和“五奉行”交换状书，使他们效忠于丰臣家。这其中，五大老为当时实力最大的五个大名，即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后来又增加了上杉景胜。

丰臣秀吉这么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以合议制度来抑制德川家康的抬头，以确保丰臣政权可以代代相传。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由于二号人物前田利家的突然去世，导致德川家康无所制约而多次违反盟约，从而使“五大老”变得有名无实。另外的一项政治手段，则是丰臣秀吉在死前提及德川家康孙女千姬与丰臣秀赖结婚的事宜，这也是为了达到拉拢德川氏的目的。

当然，事情后来出现了很多变化，但那大多都是日本旧有体制残余，加上继承人丰臣秀赖年纪太小，“主少国疑”所导致。总的来说，丰臣秀吉偏爱使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是确凿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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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高务实觉得自己稍微“投资”一下岛津家并不会过于刺激丰臣秀吉，至少不会导致丰臣秀吉改变他的主要战略立场，引发不可预知的变化。

不过高务实觉得这笔投资非常有必要把控力度，以免岛津家真的觉得自己能够挑战丰臣秀吉，再次发动一场反叛，那就可能把他高某人也牵连进去。他虽然不怕丰臣秀吉找他的麻烦，但万一丰臣秀吉把贸易中断了的话，他也不好向勋贵们交待。

岛津家现在比较膨胀，哪怕被丰臣秀吉教训了一顿，他们也没有被打掉心气，所以对他们的支持力度不能太大。

三池港一战规模很小，小到在见惯了大世面的高务实看来甚至算不上一场仗，顶多也就是一起武装冲突罢了。不过这场仗对岛津家的刺激可能不小，至少肯定是引起了岛津义弘的高度关注，由此才有了岛津家希望购买军火的提议。

岛津义弘一直是岛津家的好战派，当然他的水平也还是值得肯定的，比如木崎原合战这场岛津义弘的成名战，就是他以寡凌众，击败十倍于己的大军而告终。

此战作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被与织田信长的桶狭间之战相提并论，被称为“九州的桶狭间”。岛津义弘亦因此战而名震九州，跨入了战国名将的行列。

而在原历史上，他在朝鲜战场的表现也堪称优秀，明军在朝鲜最大的一场败仗“泗州之战”，就是靠着岛津义弘的完美发挥打出来的。

不过这一条也让高务实特别忌讳，万一自己加强了岛津家的实力之后，这股力量又和原先的历史一样被丰臣秀吉忽悠去了朝鲜，岛津义弘会不会打出比历史上更大的战果来？要知道，他在朝鲜的战果越大，就意味着大明的损失越大。

虽然后世有句话，说不敢把武器卖给敌国的军火商不是合格的军火商，但高务实又不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军火商的，这种资敌的行为在他眼里是极大的罪过。

他思来想去，觉得如果要扶持岛津家作为带路党，首先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能确保岛津家是可以控制的，至少也得是可以制约的。

这就有点麻烦。岛津家怎么说也有万余精兵，在不可能将主要战力投放去日本的当下，高务实感觉自己要压制他们也颇为困难。

三池港一战虽然京华打出了“一比五取胜”的战绩，但账不是这么简单的算数字。当时三池港参战的武装家丁虽然只有一百多人，可是那并没有把港口海船上的火炮力量算进去，而事实上岛津家那五百来人的溃败，正是因为挨了一通从未见过的强大舰炮轰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