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高务实本不愿直言，但此时此刻又不好不说，不过他其实也是谨慎过头了。曹簠作为他在辽抚任上的部将，又是他上疏从牢里“捞出来”的，现在每每给他写信都必称“恩堂”。
对于这样一个人，他自然有很强的影响力，别说皇帝听了不会觉得意外，就算申时行、王锡爵听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
说到底，还是高务实自己不希望自己表现得像是一个“人治社会”中的循吏，而总按照“法治社会”来要求自己的思维在起作用。而朱翊钧也好，申时行、王锡爵也罢，他们是习惯于人治社会的一切规则的，所以反而认为这很正常。
常言道“法不不外乎人情”，意思就是法律一般不会超出人类社会的情感之外，即基本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人的感情思想。因此，一切法律无论严格还是宽和，都应该是富含人性化的。
当然，这里的“人情”并非作为社会上流传的人情世故来理解，而是指人类的情感。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而道德本是由人情而生化，故法律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人情的存在。既然如此，一个获救之人更愿意听从搭救者的要求，显然是一件完全合情合理的事。
或许，只有高务实才会下意识淡化这种人情因素，试图在任何事情上都只是“讲道理”。
果然，朱翊钧笑了笑，很自然地道：“那就最好不过了，朕觉得你不如干脆说得细致一些，让他知道这一仗该如何打。”
好吧，这又是典型的高务实依赖症。在朱翊钧眼里，似乎只要高务实运筹帷幄之中了，曹簠哪怕是在千里之外，也能照猫画虎打赢这一仗。
更诡异的是，似乎不仅朱翊钧这么想，申时行和王锡爵也有这样的担忧。
所以申时行此时不得不站了出来，主动开口道：“皇上，曹簠虽是辽阳副总兵，但辽抚就在辽阳，此事总不好越过抚臣而单由镇臣主掌。臣以为还是该由辽抚总掌军务，曹簠只管前线作战即可。”
这是大明朝的惯例，朱翊钧虽然知道李松和高务实不是一路人，但也没法直言拒绝，只是沉吟着朝高务实看了一眼。
高务实本来微微低着头，在感受到皇帝的目光朝自己投来之后，他抬头道：“臣以为元辅所言极是，辽东军务自然还是由督抚主导才是正理。”
朱翊钧悄然松了口气，要是高务实刚才出言拒绝，坚持让曹簠单独指挥这次作战，那自己就比较尴尬了。好在高务实始终是高务实，从不让皇帝为难，这才避免了皇帝的难堪。
但朱翊钧没有注意到，高务实这里玩了一个小小的话术：申时行本来只提到此战应该由辽东巡抚李松负责，却没有提蓟辽总督周咏，而高务实的回答却是“由督抚主导”。
督抚督抚，即便二者在理论上都是中枢特派官员，本身属于差遣官，并无品级差别，但从习惯上来说，总还是督在前、抚在后，总督在中枢的本职通常都比巡抚高一点。比如说当巡抚是挂佥都御史衔时，总督基本是挂兵部侍郎衔；巡抚若挂兵部侍郎衔时，则总督多半挂兵部尚书衔。
而如今，李松因为是初任巡抚，本职加衔并不高，只是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而此时的蓟辽总督周咏则是挂兵部侍郎衔。
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兵部侍郎正三品，故一旦按照高务实的说法，此战“由督抚主导”，则当然还是得以蓟辽总督周咏为主。
更何况，这次乃是战事，总督除非不管或者分身乏术，否则管理上的“优先级”是要高于巡抚的，所以这次与当初高务实任辽抚时不同。
高务实任辽抚时，周咏作为高务实河南乡党出身的实学派官员，肯定不会与高务实意见相左，因此周制台根本没有插手高务实对辽东的任何安排，全由高务实一个人说了算。
虽然此时高务实并不清楚申时行忽然提出这么一句来究竟只是维护文臣压制武臣的传统，亦或者是要想办法掌握此战主导权以便将来分功，还是干脆打算让李松拖曹簠的后腿。
但不管怎么说，高务实不可能无动于衷，肯定要预备一下反制之策，以免将来陷入被动，而此时能够满足这一需求的，周咏这位蓟辽总督显然是最好的人选。
朱翊钧没有注意到，申时行和王锡爵显然注意到了，但高务实的话就和申时行的主张一样，同样是传统，申时行虽然觉得不妥，却也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来反对。
不过，申时行暗地里琢磨了一下，觉得问题也不至于太严重，因为哪怕周咏想要插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倒不是在职权上不容易插手，而是地理位置决定：蓟辽总督的驻地在密云，可谓就在京师边上，离此战的发起点开原真叫一个千里之外。而辽东巡抚的驻地在辽阳，与开原相距仅三百里，在通传消息上，快马只需不到两日。
此事谈妥，召对基本便算是完成了，不过既然今日大家来得这么齐，朱翊钧也就把前次谤君案时对申时行的承诺顺便履行一下。
当时他是批复说会对所谓谤君一事找高务实当面了解情况的，现在当着全体阁老的面来问，当然更加方便，也更显得公正。
不过这事其实没什么值得一叙之处，“谤君”本就是构陷，申时行的票拟也只是为了保护那些言语过激的言官，而此时谤君案都已经盖棺定论了，再谈也谈不出个名堂。
因此高务实随口解释了几句，申时行代表内阁对他的辩解表示理解，这事就算揭过了。
高务实曾经希望王锡爵跳坑的局面没有出现，王锡爵根本不跳坑，但其他目的基本达成；申时行保护本派言官的计划也没能圆满成功，但好在保护了绝大多数，只是被抓了几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