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车马供应，以后来诞生了李自成的陕西驿站情况为例：西安驿有常备的马27匹、驴10头、拉车的牛若干、大车若干。如果这些还嫌不够，就可以叫上百名驿卒等着献出自己的肩膀。毕竟，这些底层官吏比起骡马来说，更能够吃苦耐劳。

最后，还有旅费供应，这点恐怕是现代人最无法理解的服务项目。官员们住驿站不但不花钱，还能反过来从驿站里拿钱。在此时，有不少官差到驿站住宿，走时都要以各种名义索要银子。毕竟，驿站并不能覆盖所有区域，而办差人的吃喝拉撒睡却是一刻也不能停歇的。如果不给，那么驿卒甚至驿丞挨打，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如果仅仅是不断被人勒索，驿站系统可能不会成为数次裁撤的目标。但更要命的是，这些星罗密布的驿站，不仅不是用市场化方式运营的，也不是靠国家拨款养活的。每个驿站主要靠地方官府直接向民间摊派，用当地人的额外贡赋来养活！

也就是说，驿站的日常运营维持，都在基层官吏和基层百姓之间进行。既没有上下级官府的监督，没有约定俗成的市场规范。所以实际要向百姓们收多收少，就是驿站官吏说了算。

就从每个驿站都要配备的马匹来说。驿站的马匹吃的不是草，而是粮食。早在朱元璋时期，驿站的每匹马每年就需要当地供应80石粮食。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陕西华州的一匹马每年居然需要422石粮食！而陕西当时的一顷耕地，只能出产7石粮食。所以，每养一匹驿马就需要十多户农民全年的血汗所得。

鉴于明朝那实在不怎么样的育种技术，不可能将马匹培育成非洲象那样的体型，所以食量更不可能在这一百多年不到两百年的时间内翻5倍还多。这些多收的粮食，其实是被来往于驿站的“体制内人员”和驿站工作人员吃掉了。

明朝中期以后，吏治崩坏的速度大大加快。凡是和体制有些关系的人，都可以开介绍信到驿站住宿和使用车马。好处不仅是免费，甚至可以反过来向驿站索要路费。于是为了养活费用越来越大的驿站，系统内官员就只有向民间摊派越来越多的费用。至于摊派多摊派少，完全看官员的个人良心。其中，就有驿丞在孝敬上官，逢迎差事以外还能积攒起千两家财的。

明眼人都看的出来，如果不裁撤驿站，最后被驿站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迟早会造反。

在当时，其实也有很多朝廷官员看到了这个问题。嘉靖皇帝在位时，朝廷就计划把全国驿站规模裁减掉30-50，所节省的钱粮一半充做军费。

想法其实还不错，但在执行上，还是出了问题。地方官府确实减少了驿站的经费，但驿站的负担却并未减少。来往官吏们，照样在驿站里大吃大喝，还要用车用马。于是全国驿站的工作人员开始闹罢工或者干脆弃职逃跑。由于驿站本身也承担着消息传递职能，后果就比较严重。

例如，当倭寇袭破福建兴化城后，十万火急的消息却耽搁了一个多月才送到京师。不得已之下，这次裁撤改革在5年后宣布失败，一切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已经大权独揽，也开始拿驿政下手。但他并未从节省开支的角度来强行规定裁减比例，而是从限制官员特权着手。他主持颂布严格的条令，法办了违规官员几十人，并有多名官员被降职和革职。其中还包括了孔夫子后裔和皇亲国戚。

此外，张居正并没有规定裁减经费的硬性指标，而是抓住了“官员特权”这一要害下手。还把改革驿政，直接纳入到各地省级一把手的考核内容。这个思路就正确了不少，成功的把全国驿政花费缩减了30以上，据说是节省了近百万两白银，为民众减少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不过正如之前所说的，张居正这个办法，国家和民众或许有了好处，但强行用行政手段压制天下官员，人亡政息根本没得跑。

高务实之所以深入驿站了解情况，也是想从中仔细寻找突破口——他一贯同意“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所以强压虽然不是说永远不行，但一味强压肯定不行，你关了一道门，起码还得给人留一扇窗，这个道理就和兵法中围城战要“围三缺一”类似——全部堵死，不如稍留缝隙作为宣泄口，以防困兽犹斗、鱼死网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