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七章 中原大战 反蒋决议(四)(1 / 2)

1926之崛起 深蓝2000 1534 字 2022-10-06

听阎锡山说赵戴文、徐永昌和杨爱源三人都不支持他反蒋。一时间众人都不敢多言。

这三人反对和蒋介石付诸武力,众人都清楚。可是他们也都知道,赵戴文和杨爱源不仅都是五台人,还是阎锡山最得力的文武“臂膀”,赵戴文同阎锡山情深义厚,就不必多说了。杨爱源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毕业,是应阎锡山之邀最早加入晋绥军的保定军校毕业生,对晋绥军的发展成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杨爱源在晋绥军中以为人忠厚,谨慎职守,有才干著称,因此在得到阎锡山信任和重用的同时,亦颇有人缘。虽然晋绥军中除了商震和徐永昌、周玳等少数人外几乎都是他的后辈,可他和众将领相处的都极好,不仅和傅作义、张荫梧这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人处的很好,就是和阎锡山不睦的商震关系也很好。

1916年初,阎锡山将投晋的商震所部编为一个团,杨爱源营编入商团,明为充实,实为牵制。这样,杨爱源一度成为商震的部属。杨爱源后来一直与商震同步升迁,商震非但不忌。还引为知已。以至于在商震离晋之后给阎锡山的亲笔信中仍感慨良多地说:“星如对震,情谊深厚,始终如一。”

徐永昌那就更不必说,如果说阎锡山对赵戴文和杨爱源是看中他们的忠心和才干,那么对于徐永昌就是感激了。

徐永昌早在1925年代孙岳兼任第三军军长时,不仅不配合同为国民军的樊钟秀攻打山西,还通过周玳给阎锡山通风报信,让阎锡山早有准备,一举把樊钟秀赶出山西。

1926年春,国民军在天津失利,第二军溃散于豫西,第一军撤至五原,冯玉祥下野出走苏联,徐永昌率领第三军之愿撤西北者退集包头。四五月间,苦无出路的国民军第一军准备以借道入绥为名从雁北攻入山西。此时,徐永昌又再一次明确表示“不愿与山西作战”的明确态度,接着,国民第一军六路攻晋,晋绥军倾全力应战。因为徐永昌的第二军不配合,8月,国民军不支,退出晋境;晋绥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打到归绥。由于在对晋作战问题上的超然做法,阎锡山对徐永昌极为感激。

冯玉祥以取得苏俄支持相号召,重整西北军。而徐永昌则对此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俄国扶植我们,尽管诚意,但他的存心并不善。我在民国十三年即觉得俄国与孙中山先生所订契约就未怀好意。他要对中国怀好意。为什么不依照诺言将与曹政府所协议的中东铁路交还中国?我们内乱,犹如兄弟阋墙,第三人送一把刀,无论交与弟或兄,总是与我们不利的。而彼则强调扶助弱小民族,殊不知其扶助也者,乃先助某国一部分人民脱离本国而独立,再即将之并入俄国,美其曰联邦,实乃劫持之使为附庸耳。”

对冯玉祥做法很反感的徐永昌,在请示病中的孙岳后,决定“以后的行动要与冯玉祥的国民一军分开”。正在这时,徐永昌的辛亥老友孙楚托人转来一信叙述友情。徐永昌当然明白孙楚之意,遂回一信,提出:“拟在五原屯垦,未识阎先生能否相助。”

徐永昌的试探很快得到回音,孙楚二次到绥传达了阎锡山的答复:“听说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觉得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荣誉的。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不但同情而且要尽力支持。”

对于阎锡山的支持,徐永昌深受感动,得到莫大的鼓舞。1926年冬。在与晋绥军在绥将领商震、杨爱源、朱绶光等进一步接触的基础上,徐永昌动身前往太原。在太原,徐永昌一住就是三个月,期间,多次与阎锡山晤谈,彼此投契,相处甚得。阎锡山对徐永昌早怀好感,表示“恨有相见太晚”。

1927年3月间,按照事先约定,徐永昌的第三军步兵两个师、骑兵一个师、炮兵一个团及一个独立炮兵团,沿黄河西岸南下,由临县碛口渡河入晋,徐永昌本人则自当时起,即与阎锡山合作共事,为阎锡山出谋划策,与赵戴文并称为阎锡山的左右手。而那时阎锡山的晋绥军也仅有数万人,由于有徐永昌的国民军三军的加入,是晋绥军实力大涨。

二次北伐时,晋绥军被奉军集中主力击败,徐永昌当时虽是客军,但不避嫌疑,临机处置得当,使晋绥军除傅作义一部被困涿州外,悉数安全撤退至山西。

在这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多少人奉行武力至上,拥兵自重。徐永昌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主动放弃独立地位,率部归属阎锡山的晋系之后,又以“军民分治”相号召。自释兵权。28年10月他被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即主动以主席是一文职,将所部第三军进行整编,师、旅长全部换成阎放心的人,让副军长黄胪初持册送请阎锡山接纳。

阎锡山说:“绥省地方不靖,带上兵去,较易施为。”永昌则说:“如不带兵即无能为,那就带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