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正是素有中国四大火炉城市之称的南京一年中最闷热的时期。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道路、建筑物、车辆，甚至行人，总之是一切的一切都在散发着令人无法忍受的热量。如果说这时南京什么生意最红火，那就非买凉茶的茶棚莫属了。

许多满头大汗的行人都是一头冲进茶棚，扔下一把铜圆，然后连喝几大碗酸甜爽口的酸梅汤或者清凉芬芳的薄荷茶，才满意地结账走人。

虽然，南京的气候及其闷热，可是在蒋介石的新官邸息庐蒋介石的办公室里，虽然门窗紧闭，却是温度适宜。侍卫们早就在屋子里的四角都摆放了盛满冰块的的大铜盆，阵阵凉气正是从那里散发出来的。

不过与屋中适宜的温度不同的是，屋子里的气氛显得有些沉闷。

蒋介石坐在他的巨大的红木写字台后面的靠椅上，微闭着双眼，不停地扫视着坐在沙发上的人们。

在沙发上坐着的人有总参谋长、代理军政部长何应钦、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议杨永泰、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宣传部长戴季陶、国民党政治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张群、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总司令部参谋厅厅长林蔚、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浚，在角落里还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他就是近来颇受蒋介石宠信的调查通信小组，也被称为“十人团”的首脑戴笠。

他们正在听戴季陶关于“中东路事件”，以及近来苏军在边境大量集结兵力不断越界挑衅的情况介绍。

“。。。。。。张学良近日连电中央，倾向于尽快以和平方式结束争端。7月20日电称：‘现在苏联政府调动军队。积极筹备，迫近满洲里、绥芬等处，确有以武力压迫情势，决非局部之事故，应请中央预定方策，详为指示……事机危迫，不容再迟，否则，牵动大局，关系重大’。22日电说得更加明白：‘中央所说苏联未必敢于宣战自然正确，惟某方处心积虑，惟在坐收渔利，就之百般煽惑，惟恐衅端不开，日来连得报告，昭然有据，倘不幸引起战事，牵涉甚大，诚有不可思议者，钧座洞明国际情形当不以良言为过虑，值此甫告统一之际，元气未充，百务待举，但有避免纷争之术，总以避免为宜，非为东北一隅而言，实为全国前途着想’。”

戴季陶缓了口气。无奈地说：“情况就是这样，张学良现在一心想要由中央出面，跟苏联人谈判。”

这些人里，最了解“中东路事件”前因后果的当属戴季陶、张群、杨永泰和林蔚四人，他们也深知蒋介石现在对东北和张学良的态度；其次是何成浚和戴笠。何成浚是北平行营主任，蒋介石在北平会见张学良，他虽然不在场，可是从张学良见过蒋介石后，马上就返回沈阳发动“中东路事件”来看，何成浚认为中东路事件是蒋介石同意的，至少也是蒋介石默许的。而戴笠最近颇得蒋介石赏识，他主管的情报工作虽然开展工作时间不长，可是颇有建树，关于西北军、晋绥军、东北军，甚至还有新近快速蹿红的宋哲武第四路军的情报，都源源不断的递到蒋介石的手中，有关这次“中东路事件”的情报他更不敢马虎了，所以他也大致知道这件事的原委；而对“中东路事件”最不清楚的要数何应钦和宋子文。

宋子文虽身在南京，可是他主管着财政部，现在各处都需要钱，而花钱最多的又是军费。现在国民政府虽然统一全国。可是财政税收还很混乱，许多地方实力派控制的省份税收根本就收不上来，都以各种理由拖延、甚至拒不上交国库。对于这些地方实力派，不仅他拿他们现在没办法，就是蒋介石也很头痛。不过海关他是一定要把住的，那可是现在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支柱，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忙着和英国人谈判海关的事情，根本就没有闲心管什么中东路。

至于何应钦，他这两个月来一直在长沙忙于对广西的战事，他是昨天才回到南京，“中东路事件”他只是知道个大概。

不过，“中东路事件”让他感到很奇怪，他没想到张学良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武力夺回“中东路”！这一定是苏联人不知哪里招惹着这个六少爷了，让这个六少爷犯了少爷脾气，脑子一热就不计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