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天苦笑一下说：“我姓周的哪有这丧良心的天胆，是连新的办公室。他被抓起来后，我没有地方办公，厂办刘副主任就打开这个办公室让我先用着。”

王步凡很生气地说：“工人发不下工资，厂长照样搞奢侈腐化，工人咋能不告状？我看那个连新该枪毙，纯粹他妈的一个败家子。我们不坐这里，看着这些东西就让人气愤，就去办公室。你叫几个中层领导，再叫上几个职工代表，咱们开个座谈会。这么好的一个厂子，硬是让这些败家子给搞垮了。”周克天答应一声跑着出去了。

王步凡他们来到办公室，那个姓刘的副主任带着几个女孩子刚打扫完卫生，其中就有向阳。向阳想跟王步凡说话，王步凡使了个眼色摆了一下手，示意她不要说话，刘副主任带着她离开了。办公室里虽然打扫了一遍，椅子和沙发刚刚用水擦洗过，还有点湿，屋里散发出难闻的霉气。

这时几个中层领导和几个职工代表松松垮垮、无精打采地进来了，很散漫地自己找地方坐下。向阳提了个黑糊糊的烧水壶，拿了几个碗，给几位领导倒水。 王步凡心想厂子里连几个像样的茶杯都拿不出来，更不用说茶叶了。果然向阳倒了白开水就退出去了，那个刘副主任大概觉得这样的招待很丢面子，再没有露脸。王步凡说：“老周，你先介绍一下情况吧，然后让职工同志们再谈。”伊扬威立即拿出笔记本做记录。

周克天说：“我就从头说起吧。一九八九年以前，严格地说是一九八八年以前，葡萄酒厂的年产量是二十万吨，那时产品质量有保证，天南的葡萄酒是不愁销路的，效益自然是很好的，到了一九九○年职工从原来的八百名一下子增加到三千名，这其中一大部分是安排就业的商品粮子弟，有三分之一是各级领导安排的亲属，工资总额每月从原来的四十万元，一下子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元。安智耀没有升任县长之前，提议将酒厂扩建成年产一百万吨的大厂，并亲自抓了这个项目。当初预算投资是四千万元，县里准备拿出两千万元，让厂里自筹两千万元。结果因为物价上涨，一九九○年酒厂扩建资金追加到六千万元也完不成扩建任务。安智耀看下不了台，就撒手不管了。厂里的钱已经花光，连流动资金也没有只好停产。当时库存还有百十万吨酒，就靠卖库存的酒给工人发工资。

后来销售员和供销科长串通一气搞假酒，把仓库里的真酒拉出去卖掉，然后购进大批假酒，说是退货退回来的，弄到最后仓库里的酒也全成了假酒，卖不出去只好成了废品。到了一九九三年，原厂长被安智耀调到经贸委任主任，连新任了厂长。县长安智耀又提出让职工入股和社会集资，倒是集了一千多万元，可是连新根本不会管理企业，整天带着办公室的女主任到处瞎跑。后因职工闹事，这一千多万元一部分给职工发了生活费，一部分被连新和情妇挥霍了，现在入股的人天天来讨账，厂里无钱也还不了。一九九六年法国一家葡萄酒企业有合作意向，提出中方以设备、原料和技术工人作为投资股金，人家负责流动资金和管理，实行职工聘任制和年薪制，扣除工资和纳税，利润四六分成，即中方得四，外方得六。跟安智耀一汇报，他说这是卖国条约，坚决反对。结果法国人很不愉快地走了。”

王步凡听到这里急忙插话问：“现在和法国方面还有联系没有？”

周克天说：“连新在任时，一直没有联系过，你让我负责后我想和法国方面联系，可是不知道人家的电话号码。”

王步凡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和法国方面联系。当初安智耀下的结论是错误的，外国人做生意为了赚钱，我们办厂子说得好听点是为了发展，说得实际点不也是为了赚钱吗？人家从法国跑到中国来做生意，又要投资，不赚钱人家来干啥？这不存在什么卖国条约的问题，只存在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能不能双赢的问题。”

匡扶仪也说：“现在合资企业那么多，谁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有一方不划算就合资不成。王书记说得对，改革开放后全国合资企业何止千万家？怎么一和外国人打交道就会想到汉奸卖国贼这个词，这样很不客观，也不利于我们的发展。”

王步凡见工人们都在点头，似乎对合资的事并没有抵触情绪，就说：“工人同志们，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咱们共同商量。”

大家一阵沉默，似乎面对县委书记谁也不敢多说话。停了一会儿，一个年龄大点儿的职工说：“外国人想来投资是看好咱们天南的水质和土质，特别是葡萄的成色好。另外咱们也有一定的品牌基础，如果搞合资，政府就必须大力号召种植葡萄，这样外国人才会放心，外国人不愁销售，人家在销售方面是很有一套的，但原料就必须依赖当地，政府如果再三天两头改变政策，今天东一套明天西一套，一届政府一个作派谁还敢跟你合作，即使来了，也会撤走的。”

王步凡觉得这位老同志讲的话很有见地，就鼓励他说：“你继续说，我听着呢！我们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决不会再东摇西摆了。”

周克天插话说：“这位是省劳动模范，李师傅。”